文化信息荟萃
第2期
6月5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超在郑州凤凰演艺中心观看纪念豫剧大师常香玉逝世３周年专场演出后，充分肯定郑州市豫剧院近年来在体制改革和人才培养、传承艺术剧种、繁荣文化事业中取得的成绩，并希望郑州市豫剧院将豫剧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唱功、做功、唱词、剧本和人才培养上不断创新，学习和借鉴其他剧种的优势，并为我所用。
6月9日是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在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郑州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局）承办的“保护文物 共铸盛鼎辉煌”立鼎仪式中，来自社会各界的3600志愿者把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心声写在了3600个特制的商鼎造型上面，并用这些商鼎在郑州商城遗址广场拼成了文化遗产的标志—太阳神鸟，共同宣誓“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保护文化遗产，共铸盛鼎辉煌。”
6月5日，《郑州建设成就展》在郑州博物馆开展。该展览从郑州城市风貌、园林绿化、人居环境、交通设施、风景名胜、郑东新区等10方面反映了郑州城市建设取得的巨大变化和成就。
6月12日、13日，巩义市和新密市分别组织实施了2007年的第二次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巩义市共出动执法人员84人次，车辆24台次，共检查26家音像店，网吧9家，集贸市场4家，收缴非法音像制品1035盘，非法盗版出版物 357本，按照法定程序移交公安机关案件1起；新密市共出动执法人员86人次，车辆19车次，检查文化经营场所77家，取缔无证经营11家，收缴盗版图书467本，盗版VCD光盘319张，暂扣各类机器104台。
6月10日，以戏曲爱好者为主要演员的“戏曲晨唱”系列活动在巩义市文化广场开幕。吸引了当地诸多戏曲爱好者的参与。
近日，由新密市书画家刘国辰同志精心创作的一批以孔雀为题材的花鸟画作品在新密市凯乐名家书画展销馆展出。40多幅孔雀作品形态各异，丰富多彩，栩栩如生，把孔雀不同的形、色、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6月14日，经过省市专家对郑州市各县（市）区选送的近400幅书画摄影作品进行评审，精选出美术、书法、少儿画作品58幅，摄影作品66幅，将代表郑州参加河南省第十四届“群星奖”和“河南省第十届艺术摄影大展”的评选。
日前，郑州歌舞剧院新址正式确定于紫荆山路2号院(原河南省艺术学校)。改建规划方案已初步确定，预计年底可交付使用。
继舞剧《风中少林》之后，郑州歌舞剧院的第二部大型原创舞剧《洛神》将于6月15日—7月30日向社会招聘舞蹈演员、声乐演员、民乐演奏员、灯光、舞美技术人员等。
由开封市文化局编创的“郑汴洛文艺精品工程”重点剧目、大型歌舞剧《清明上河园》，日前已与郑州歌舞剧院联手改编青春版。改编后的《清明上河园》青春版将简化故事情节，摒弃演出对白，强化艺术表现，彰显青春时尚，以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该剧拟在10月份与广大观众见面。
全国首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已经由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5月25日提交深圳市人大审议。据了解，目前从国家到各省都尚未制定关于文化产业促进方面的法律，该《条例》的制定是深圳今年立法方面的又一改革创新。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公布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定，禁止在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同时，设置空调、遮雨篷、招牌、霓虹灯、泛光照明等外部设施，也须符合历史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
近日，来自泛珠三角区域范围内的湖南、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九省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泛珠三角区域文化合作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分别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文化市场监管协议》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培养文化艺术领军人才意向书》，建立了各省（区）文化市场联络员制度。着重在查处违规演出、打击非法音像制品、互联网监管和信息交流四个方面紧密合作。
中国《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资源承载、生活便宜、公共安全六个方面。这个《标准》是导向性的科学评价标准，不是强制性的行政技术标准。实行百分制。宜居指数达到80分即认为是“较宜居城市”。
6月3日，在首批获得“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的166人中，90岁以上的4人、80岁以上的18人、60岁以上的109人，年纪最大的纳西族东巴舞蹈传承人习阿牛已经93岁高龄。其中有两位老艺人在申报过程中即已辞世，带走了他们精绝的艺术。对此，冯骥才痛心疾首：“对传承人保护力度抵不上传承人逝去的速度。”
６月８日，开封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木版年画作坊搬到幼儿园的教室里，让24位小朋友不仅听到了关于木版年画的历史传说，看到了年画的现场制作和填色，还动手制作一张年画。目前朱仙镇木版年画校园推广活动已走进了近20所幼儿园。
5月31日，陕西省律师协会文物专业委员会在陕西成立，该委员会将整合全省文博律师专业队伍开展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理论研究，调研解决《文物保护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为文博单位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服务。
近日，山西省第一家古建筑消防站在平遥县建成使用。消防站总投资145万元，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落实消防部队编制10 名。它的建成使用为确保平遥古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全和旅游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保障。
近日，来自陕西全省的11位博物馆馆（院）长将陆续走进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大型系列报道“陕西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的直播间，系统阐述本博物馆的历史背景、馆藏文物、陈列展览和宣传教育等情况，与听众直接交流思想、探讨问题，解读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6月9日，2007中国沈阳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博览会在沈阳世博园开幕。本次世博会以“传承文明 和谐共存”为主题，展出内容包括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33处世界遗产地和国际上57个重点遗产地国家全部参展,有世界遗产分布的130个国家、830处遗产都在博览会上有所体现。郑州市也组团来到此次世博会进行嵩山古建筑群申遗的宣传推介活动。
继“太阳神鸟”后，成都金沙遗址再次给世人以惊喜！6月9日，金沙遗址博物馆首次向全社会正式公布并展示近期出土的国宝级珍贵文物“金面具”。从金沙8号遗迹出土的“金面具”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体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
为表彰和奖励在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活动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单位，6月9日，文化部授予179个单位“文化遗产日奖”。郑州市文化局和郑州市豫剧院获此殊荣。
到2010年，宁夏全区将建成60座各类博物馆。从2007年开始，宁夏将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长城资源调查，用三年的时间完成调查、登记等工作，以建立完整的文物资源档案、数据库，制定科学的文物保护规划，重点抢救和保护列入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月8日，人事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表彰大会，为对我国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突出贡献的117个先进单位和340个先进个人分别授予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被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
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6月9日表示，经过各地申报、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社会公示和复审，确定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涉及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5大类134个项目。
拥有“青铜器之乡”美誉的陕西省第二大城市宝鸡市目前已累计出土青铜器３万余件，其中农民发现的就有１万余件，对研究古代中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王位传承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族演变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观察研究所和全球环境研究所在北京共同发布《世界报告2007：我们的城市》中文版，称目前有两种城市世界正在出现，一是富人的城市世界；二是无权势者的世界，后者构成了城市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该报告显示，目前全球30亿的城市人口中有10亿居住在“贫民窟”。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
一首《一样的月光》唱出了人们对都市巨变的怅然若失与对精神故乡的怀想。
“我们必须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一些城市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盲目攀比、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文物与文化是两个概念。文物是指历史建筑的精华，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文化是指历史街区，如北京四合院、胡同等。国家有文物保护法，文化没有。文化是人立足之根。一个失去了文化的城市，人将无根。
冯骥才在《今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感情忧愤的文章《老街的意义》，为呼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是一个地方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特有的公共空间。在这些零碎的公共空间的规划中，把地域文化符号放进去，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亚文化的重视。”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规划者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对于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何将文化进行恰当的演绎、如何挖掘地域文化的元素，还没有共识。
我们要尊重每个城市的文化特性，保持石头的“灵魂”，而不能让城市成为同一模式的“复印机”。
瑞士日内瓦市市长马·多纳尔说。
城市品牌——它是最简练的一句广告语，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词，也可以这样概括，是很少的几个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晓西说。
那些老建筑就像一位老人，只能保养，而不可能找个年轻人来代替，那样就不是他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邹广天认为对于一些老城区的危房，有人提出全部重建，这是万万不可的，它们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再怎么复原，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只有修缮、加固，“修旧如旧”。
“空前重视，空前破坏”。
“2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现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已成为全社会相当普遍的舆论，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经济的大潮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也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是空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如是说。
——献给第二个文化遗产日
传承文化遗产，延续精神血脉。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向我们走来。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神秘威严、曼妙生动、美轮美奂，凝聚在这些宝贵遗产中的前人智慧，让后人赞叹、感动。
作为中华儿女，在赞叹与感动之余，是否应该做些什么，将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之火传递给后代。
为着这样的使命，为了唤起更多民众的自觉，2006年6月10日，我国迎来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一年来，政府出台政策、投入经费，专家学者普查调研、奔走呼喊，群众积极参与的热情逐渐高涨。继2006年我国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闽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即将公布……而这些，是对2007年6月9日——第二个文化遗产日的最好庆祝与纪念。
文化因人而生动
一张纸、一块泥、一根针，看似寻常物，可到了他们手里，好像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成了剪纸，成了泥塑，成了治病的工具——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生命，活色生香。
2007年5月，文化部开展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在个人申请、当地文化行政部门审核、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审核评议推荐的基础上，文化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全国31个省区市及相关部门推荐申报的10大类，共1138名传承人的申报材料，分门别类逐项进行了审议，根据其掌握技能情况、代表性、传承能力等方面进行了科学认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226名代表性传承人。
“没有那些老艺人、老工匠、老师傅，就不可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技艺，如果不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只能是句空话。”多年奔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线的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说，“如果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立，是科学、系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保护体系，那么，对传承人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落到实处。”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说，对于传承人而言，社会的尊重十分重要。同时还要为他们的传承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鼓励他们建立工作室、作坊；对那些没有市场空间的项目，政府应为传承人提供生活补贴；设立动态资金，鼓励传承人以项目申请资金。
据了解，文化部已经起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以及资助等作出规定。目前，这一办法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公布。
整体、活态保护遗产之根
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区域及环境中，使之成为“活文化”，是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为此，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目标。文化部在总结部分省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公布第一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成为我国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据了解，安徽、云南、贵州等地也都在积极筹备申报之中。
民俗中保留了中原与闽粤融合的遗风，方言保留了古汉语音韵词汇，艺术方面有唐宋音乐遗响南音、宋元戏曲活化石梨园戏等，工艺建筑有造船、瓷器、制茶以及闽南民居、寺庙等一直至今天，闽南文化仍展示着其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风貌。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一的项目保护到整体生态的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进步，从文化形态到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是今后保护工作的趋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庆善说。
有专家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很注重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却不注意为其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保护措施也跟不上，这就好比把鱼放在环境不佳的鱼缸里观赏。而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则是让鱼在大江大河里生长，许多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得以延续。
文化传承借力民众参与
“一些属于‘文化空间’概念的民俗节庆、社火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集体项目，它的传承人不可能是具体的某个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过年，过端午节，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传承人。”乌丙安说。
民间有着文化遗产的根脉，民众是保护文化遗产的主体。生活在特定环境下的民风习俗中，广大民众是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发展者。
王文章说，让更多民众亲近文化遗产，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比如茶道、酿酒技艺、少数民族以对歌交流等等，我们的生活、生产、情感表达都与文化遗产相关；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介绍，可在美术课、音乐课中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聘请传承人做课外辅导员等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更多展示的机会，尤其是在庙会、民间节庆等活动中。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也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保护工作之中。”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表示，“近期文化部门将着重通过三项措施进一步鼓励、引导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一是通过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鼓励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二是开展‘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命名活动，推动当地民众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鼓励和吸引各方面人才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鼓励和支持各种优秀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活动。”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短短数年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以往颇感陌生的概念已成为社会认知度极高的词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延续民族的灵魂血脉。一股“申遗”和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全国涌动。
但是在欣喜于成绩的同时，许多专家也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保护与开发“两难”困境
只要现代化不要古文化
别让“开发”制造“伪民俗”
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都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但是目前情况并不乐观。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说，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了衰亡的高峰期。“在我个人的经历中，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调查中发现的民间文学杰出传承人，如今都已成了故人。”刘锡诚说，“虽然老故事家的作品有些记录下来了，但还有很大一部分随着他们的逝世而消失了。”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北京“聚元号”弓箭第十代传人杨福喜说，在他还没有掌握他的父亲、第九代传人杨文通的“三个绝活”时，父亲就逝世了。流传了四五百年而余音不绝的京西幡乐，如今能演奏的艺人年纪最小的也在50岁开外。陇东的皮影，新中国建立初期可以演100多个剧目，现在最好的艺人只能演20个剧目。一些专家因此惊呼“我们每天都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失！”
与这种自然的消亡不同，目前房地产和旅游开发是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的重要原因。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说，一些地区的领导打着“人民有权享受现代化”的旗号来搞大拆大建，许多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的古民居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了，随之一起消亡的还有传统民俗与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
现在以民俗风情为卖点的旅游项目遍地开花，但是单纯的经济目的使许多民俗走形变味。在桂林的一家民俗村里，曾看到过这样一场壮族婚礼表演。身着民族服饰的表演者，唱着传统的歌谣，邀请游客参加婚礼。在送完荷包、喝过交杯酒之后，男性游客可以扮演新郎抱起新娘走进洞房。但是游客若想走出洞房，则必须购买30元至50元的礼品。许多事前并不知情的游客感到难以接受，和表演者发生争执。一场原本应该充满喜悦祥和的“婚礼”变成了一场庸俗的闹剧。对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说：“这种过度的开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严重伤害，这种表演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使文化变成浮在生活表面的几滴油珠，仅仅是给外人看的展示品。”
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已久，如果强行恢复，最终只能是制造“伪民俗”。近几年，“祭孔”、“祭拜黄帝”、“祭拜大禹”等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恢复，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为之申请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这些活动往往只有传统的形式，而缺乏传统的内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苑利说：“让我来评，祭拜黄帝大典可能就评不上。比如祭祀大典要摆放祭品，要演奏祭乐，但这些祭品并非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难以体现出传统的饮食文化，所演奏的音乐不是用来祭祀黄帝的，而是用来祭拜关公的，这不是降低了黄帝的地位吗？”他认为，这些活动不是对传统的恢复和继承，而是破坏。
究竟谁是传承人
评选标准亟待统一
资金资助必须慎重
今年的6月9日，我国将迎来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届时文化部将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一些学者在对此举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指出，如何认定传承人，目前全国尚无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细致严格的程序。
学者江玉祥介绍说，现在各省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在操作，有的省把国家级工艺大师评为传承人，有的省则把省级工艺大师评为传承人，因此在省际之间出现了矛盾。江玉祥说：“而且不是工艺大师就一定是传承人，传承人和继承人不一样，和学术带头人不一样，你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人都评成是传承人怎么行？”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评选传承人，只能令许多地方发出“究竟谁是传承人”的疑惑。
对于有的省以发放补助金的形式保护传承人的做法，一些学者也表示了担忧。苑利说：“发钱来保护不一定是好办法。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在这个社群里，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给谁不给谁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几年前国外某组织给予某村一位他们认定的传承人每月2000元的补助，这位传承人拿了钱以后发现全村的妇女都不再和她说话，她难受得不行，最终还是把钱退了回去，“这笔钱我不能拿，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类似的情况，在韩国也曾出现。苑利说：“现在韩国方面感到后悔了，但是发放补助金的办法已经成为国策，想改也难。我们一定不要重蹈韩国的覆辙。”
苑利认为，资金补助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政府对于像歌舞伎这样的国宝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发放补助金的，但是对于一般的群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不给个人发补助金，而是把钱发给社群(村子或团体)，让他们自己评选、自行发放。实践证明，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补助之前，评定出的传承人一定是真的，但有了补助金以后，评选出来的传承人可能就是生产队长他媳妇。受经济利益驱使，有人也许会弄虚作假。一旦出现这样的例子，那影响可就太恶劣了。”苑利说。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曾说，通过在3个省的调查，他们发现有些传承人就是通过各种关系获得认定的，并不是真正的传承人。
在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工作中，如何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严格细致的机制，杜绝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需要有关部门深思之。
民众才是文化的主体
文化自觉须唤醒
民间事应民间办
“在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比民间积极，民众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保护力量都是外加给他的。”刘魁立认为，如何增强民众的自发性和自觉性是个大问题。而要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根本。
“只有了解，才能热爱。”但是目前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太少了。在5月23日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开幕大巡游中，那美得难以形容的彝族歌舞令人如痴如醉，但随机问到的十几位中学生都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演。刘锡诚说，正是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才会对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欢呼雀跃，而对自己的民族节日逐渐淡漠。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合忠说，现在各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非常高，各级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一些地方也存在着重申请、轻保护，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仿佛只要一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万事大吉，文化遗产仿佛因此就会自动保存起来。一位专家说，许多地方都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文化遗产，“伸手要钱比谁都积极”，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重视、保护得不够。
苑利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坚持民间事民间办的原则。他说：“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级行政部门可以越俎代庖，这种行为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社团组织保护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不了解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而将活生生的民俗变成千篇一律的‘官俗’。”他强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而我们至多只能算是热心负责的“管家”。“民间事民间办”不但会最大程度地调动民间社会的积极性，节省政府的开支，还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住民间文化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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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上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
[编者按] 在“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举办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曾在成都市图书馆就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以及“非遗”保护的诸多问题发表精彩演讲，深受听众欢迎。其中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对于今天的保护工作来说尤为可贵。我们将他精彩演讲的第二部分编发，与广大读者分享。
就世界范围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
第一，一些依靠口传心授方式加以承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经常可见。
第二，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不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相适应。由于保护工作仍未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系统性解决。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训等工作相对薄弱，保护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第三，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地区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第四，适合中国保护工作实际，整体性有效性的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在不少地区政府主导的有效性难以体现。
在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中，有两种倾向尤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种是建设性破坏，一种是保护性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人们广泛参与的兴趣，由于认识不正确，或出于良好愿望或出于经济目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常常是在加强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名义下进行，更具有危害性。现在，中国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农村展开，对农村进行新的建设，这本身是件好事，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都保存在农村地区，如果建设不当，很容易对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拆旧村建新村，不对蕴含历史文化内容的有形遗存加以认真保护，承载这个村庄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也就荡然无存。过去几十年来，这一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保护性破坏的危害也很明显。一些项目被确定为保护对象后，一些人片面地去开发它的经济价值，如对古老村落的过度旅游开发和一些手工艺项目的大量机械复制，使这些项目显现的某种人类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成长的过程，因我们的“保护”而中断。在服务于旅游开发的目的下，原生态的歌舞，按照当代肤浅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制作大量机械复制；古老村落成了喧嚣的闹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保护项目的繁荣，实际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本质性伤害。
以上从存在问题的角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不容忽视的状况，可以使我们在实施保护工作中更明确地有针对性地加以避免和调整。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因为受人类社会结构和环境改变的影响，以及其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必然带来它的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窄的发展趋向，所以它的生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有不少甚至已经消失或面临消失的危险。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必然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这种影响的后果是传统文化、弱势文化的加速消亡，它体现的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精神和人类情感、特有的思维方式、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将为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不稳定的文化观念所消解或代替。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基因的改变，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以及民族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特定地域、群体中凝聚其文化传统的那些难以用外在尺度衡量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消解，也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
可以说，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
肖复兴：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我记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称，应该叫做“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在全世界专门为此设立了奖项。之所以有这样清晰的记忆，是因为2001年5月，我国拥有700年悠久历史被称之为“百剧之祖”的昆曲，以全票通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但是，这一消息，远未引起人们如现在一般的重视，更赶不上后来作家白先勇操练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那般让人们躁动兴奋。
才几年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突然成了热门。自从我们尝到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故宫被联合国批准下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后，我们找到了借水行船的一种发财思路——只要我们申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批准下来，便像是可以立刻守候在吐钱的老虎机边，就等着大把大把地收钱了。于是，先申报项目把坑儿占上再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这样纷纷出笼，连平常只是作为民间祈祷祭祀用的花鼓灯和傩戏，都被搬上舞台频频亮相，当然更多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
我们的思路和做法如此轻车熟路，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磨练下，我们如同跳脱衣舞一样，脑海里最后只剩下了钱这一种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变成了一种切片，迫不及待地悬挂出去展览甚至招揽给外人看；或贴上醒目的商标变成新鲜的商品去卖个好价钱；有聪明的，再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扩大化搞成节日，便越发成为了带动本地区假日消费乃至GDP增长的一种方式——不管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这样在我们的手中完成了鸡变鸭的过程。这种思路，和潘家园旧货市场那些倒腾旧货的乡下小贩一样，没有多大差别。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财富，它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尽快发家致富而倒腾家底儿去变卖用的。我一直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们向我们传承着民族根性的延续和存活到今天的意义。这种民族的根性，是几千年文化的积淀，是我们民族情感与性格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展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别仅仅为了物质的利益，迷失我们自己，丧失我们自己，而使得我们在今天能够看清通往祖先辉煌过去的通道，寻找得到回家的路。
因此，挖掘并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今天意义重大。据说，川剧“变脸”艺术已经被某些艺人廉价出卖到了海外；美国人则将我们的“花木兰”传说改编成了动画片，在全球狂卷了几亿美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我们民族的女英雄花木兰移花接木，改造成了美国人情感与理想价值系统的带有女性主义的美国女兵的形象，完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相悖。前者提醒我们，别让赚钱的思路把我们锈蚀成为了不懂得珍惜的败家子，将我们珍贵无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廉价化；后者，则提醒我们如何守卫我们民族的根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被同化和殖民化。
如同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只是我们赚钱的机器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是我们用来赚钱的宝贝，它们都需要我们保护，需要发现并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文化的价值，而不是经济的价值。
可叹的是，这样看似简单的选择，对于今天来说，却已经有些乱花迷眼，在唯GDP是举的思路面前，我们往往容易弯腰捡起芝麻而丢了西瓜。
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之忧。
——“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讨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近日，文化部艺术司在京召开了“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专题研讨会。与会者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历史使命，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积极反映人民心声，热情讴歌时代精神，更好地繁荣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
让现实题材成为舞台剧艺术创新的第一动力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 于平
随意浏览我们当下的舞台剧创作，就会发现“非音乐类”的话剧较之音乐类戏剧更“贴近”现实题材。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后者的艺术语言形态较之前者更加远离日常生活形态。以远离日常生活形态的艺术语言去把握贴近日常生活的现实题材，不仅题材难以成为语言的对象，语言也难以成为题材的代码。对于已经或正在“范型化”的中国戏曲各剧种而言更是如此。
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歌剧、舞剧和地方戏曲在“贴近现实”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事实上，除话剧对现实题材积极表现并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外，有些地方戏曲，比如豫剧、评剧、花鼓戏等，在表现现实题材、特别是在表现农村题材的“小戏”创作上表现不凡。这就是说，尽管我们民族戏剧历来有“以古为鉴”、“温故知新”的关注非现实题材的“现实性”传统，但许多地方戏曲在服务地方群众的演出实践中，还是认识到了“贴近现实”的必要和重要。
提倡或者申说舞台剧现实题材创作的难度还在于，我们不仅要积极表现现实题材，而且要通过题材表现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不仅要变通舞台剧在历史表现中确立的艺术法则，而且要在舞台剧现实题材的表现中实现艺术法则的重建。我们注意到，当我们的音乐类戏剧在现实题材的表现中空缺了工业题材和都市题材之际，国外舞台剧却在对这类题材的表现中“与时俱进”地出现了“音乐剧”。音乐剧的出现，在艺术手段的综合性上体现出与中国戏曲相似的特征，但其真正的意义却在于“非程式化”的表现——在于不为某种先在艺术法则而回避鲜活的现实题材，在于为生动的现实题材去创建独特的艺术形态。说到这里，我们已十分明了：舞台剧创作中现实题材表现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题材”的问题。它之所以是个重要的课题、困难的课题，在于它还是艺术创新——包括艺术新法则的探索和艺术新形态的建设的第一动力。
感悟时代、创新艺术是成功的关键
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记 季国平
比较起历史题材剧目的创作，现实题材剧目的成绩还相距甚远，不仅选题比较单调，相当一些剧目只描写当代模范人物、先进事迹，而即使写先进人物，也每每写成了“活报剧”，或者题材是现实的，但内容给人以陈旧感，人物是当代的，但并无“当代”之感，手法陈旧，缺少艺术的创新。我们提倡写现实题材，更提倡写好现实题材，关键在于把握时代精神和创新艺术手段。
当今我国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说，生活有多精彩，我们的戏剧就应该有多精彩。只要是健康和有益的，作家艺术家就应该放开视野，让一些新的题材进入戏剧创作领域。现实题材剧目创作更应该与时代同行，揭示生活本质，把握时代精神；而且，时代前进了，现实题材的创作呼唤新的表述方式和演出样式。尤其是戏曲，其表现形态和手段（程式）与当代生活形态是有距离和矛盾的，这是戏曲表现现实题材不如话剧的主要原因。戏曲艺术的表现力要随着时代发展，创新艺术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产生了一些较为优秀的现实题材剧目，比如《郭双印连他乡党》和《十二月等郎》，其经验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
要着重表现人的感情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王安葵
现实题材因为所反映的生活为观众熟悉，容易引起共鸣，在用先进的思想引导人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发挥它的长处呢？我认为戏曲艺术要着重表现人的感情。
说现代戏的长处在生活气息浓厚是对的，但它更长久的魅力还在于透过生活气息所表现出的人的情感。比如豫剧《朝阳沟》所反映的生活早已成为过去,但它至今仍为广大观众所热爱。其主要原因在于，它表现了河南农村老辈人和青年人内心深处的真挚的、朴素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就具有更大的力量。眉户剧《迟开的玫瑰》证明了这一点。主人公乔雪梅为了照顾父亲和弟弟妹妹，牺牲了自己的婚姻爱情和上大学深造的机会，看到弟妹的成功她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并不吃亏。这部作品在全国有广泛影响，说明观众接受作品倡导的讲奉献的价值观。
实践证明，戏曲和话剧都能很好地表现现实生活，但可以有不同侧重。话剧可以表现更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更真实的场景；戏曲则更应发挥“以虚写实”的长处，着重表现人的感情。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分工，两种艺术形式还应互相吸收借鉴，不断增强自己的表现力。
关键要增强艺术感染力
原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李春熹
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演出市场化日渐深入、艺术欣赏的选择更加自由、泛娱乐化倾向对观众审美趣味的影响不可忽视的情况下，现实题材戏剧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一点在于要尊重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深刻认识创作是一种情感体验的心灵性活动，努力增强戏剧演出的艺术感染力。
只有把社会责任感和心灵自由和谐地统一起来，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指引下，深刻地认识生活、发现生活，让艺术成为时代前进的火炬和号角；才能激发创造的灵感、想象和能力，调动埋在心灵深处的生活感受和情绪记忆，灌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从而凝聚成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让观众和我们一起沉潜于情感的体验之中，受到感动，得到启发。必须以一颗敬畏之心直面生活，感受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符合生活真实的情节、冲突、细节、语言、人物等，也才能创造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舞台作品。现实题材戏剧创作，特别是以英雄模范人物为原型的创作，不应该把事迹当作真实，不应该只重事迹而轻视真实，不要以为把这些真实客观的事迹材料组织起来就可以产生真实感人的作品。现实题材戏剧创作需要现实、事实、事迹，但更需要想象、虚构、发现和创造，需要艺术家情感的浸泡和理性的照耀。以当下生活为题材的戏剧创作，更应当正确而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急遽转型日新月异变化的社会现实，努力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不仅指正面人物），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生活，促进自身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新人物形象身上反映社会的巨大变革，反映时代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代表普通百姓的心声和愿望，揭示普遍的社会问题和人生困惑。这种新人物，不管他是英雄还是百姓，不管他是富翁还是贫民，不管他是经商还是做官，他都必须是独特的、典型的、可信的、新鲜的，来自当下生活的。
在生活基础上遵循典型化原则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 姚欣
近年来，出现了一批高扬时代精神，富有强烈艺术感染力，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当代题材的优秀剧目，如《黄土谣》、《矸子山》、《郭双印连他乡党》。
从艺术创作内在的规律方面看，它们对我们的启示颇多。第一，扎根于当代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生活，深切地感悟生活，积累生活，厚积薄发。《黄土谣》、《郭双印连他乡党》的作者，生活积累很丰厚，《矸子山》的作者李宝群，长期生活在矿工的环境中。他们创作的成功，启示我们要不断重温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关于艺术家与生活、与人民关系的论述。第二，表现当代先进人物形象的剧目创作，也要遵循典型化的方法。第三，把领导“要我写（演）”转化为“我要写（演）”，且不吐不快，是创作出当代题材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像孟冰、李宝群等那样遵人民之命、遵时代之命、遵作家艺术家良知之命，把社会责任感，转化为自己的使命感，自然会对某些自己熟悉的当代题材产生“我要写”的创作冲动，把自己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题材的感情体验、理性思考转化为自由表达，获得施展艺术才华进行创作的广阔空间。
紧贴大地 走进人心
陕西戏曲研究院院长 陈彦
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基本戏剧审美需求，更关系到在多元化文化发展中，戏剧的生命进程、生态保护和如何确立新的发展地位的问题。民族现代戏曲的诞生，完全是现实生活自然弹压与呼唤的结果。当一种艺术样式已不能完全满足新的精神审美需要时，它的突破性创新便会应运而生。因此，也可以说，现代戏的降生是民族戏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分蘖，它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代戏在火热的现实生活面前，之所以还发不出强烈的声音，还不能完全形成气候，一是创作者关注当下生活的热情和激情不足，甚至对当下生活的表现显得过于冷静、漠视；二是生活视阈狭窄，无法把握大的脉动，对现实生活的发言构不成冲击力；三是主题开掘不深，表面冲突轰轰烈烈，却打不开人物心灵，内里苍白缺血；四是思想力量贫弱，有些作品的思考甚至落在观众之后，无法接通观众血脉；五是价值引领乏力，在故事和生活的大量罗列铺排后，却凿不开精神光亮的天窗，使作品平面化，甚至思想和精神矮化；六是太喜欢演绎新观念，与传统尖锐对立，缺乏循序渐进的内在文化肌理的承接与转换，导致观众不乐意接受；七是太注重甚至迷信社会精英层对生活与现实的评价标准体系，脱离大众对现实的实际体证与感受；八是趣味不足，一本正经，严重缺乏吸引当代观众的艺术机趣和资质。
我们深切呼吁，应加大对现实题材的规划、扶植以及演出推广力度。一是加强题材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真正生产出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好戏。二是加大前期投入力度，尤其是在一度二度创作上，给予资金的充分保证，这是加强和提升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的必备“硬件”。三是应该加大演出推广力度。
现实题材要“以人为本”
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欧阳逸冰
话剧曾经发挥过多种功能，就像火炬，它可以给你照亮脚下的道路，它可以让你看清周围的物体，它可以把温暖传递给人们，它可以向远方发布信号，它可以点燃烧烤食物的篝火，它可以当成自卫的武器，它还可以成为洞中或殿堂的饰物……然而，火炬更重要更本质的功能是，它照耀着人们的心灵，给人们以沸腾的热情和明亮的希望。
如今的时代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和平年代，更重要的，这是中华民族为自身的复兴而创建文明的新时代，是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话剧的本体功能决定了这门艺术在这样的新时代大有可为。话剧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艺术，就是发现人、探求人的命运，探索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状态的艺术。当然，这种探索不是冷漠的而是热忱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不是检验式的而是激活式的，不是茫然模糊的而是洞若观火的。因为“戏剧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的反应，而不是起源于世界本身”。
所谓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源（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根本，人（民）是根本。所有经历过十年“文革”或深刻了解十年“文革”的人都会对当今把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核心理念而欣喜若狂。是的，我特别强调欣喜若狂的“狂”，就是老杜那个“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狂”！所有那些曾经做过“套中人”的剧作家们同样是“喜欲狂”——话剧的本体功能可以尽情地发挥了。
呼唤真诚 呼唤能力 呼唤情感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刘彦君
伴随着社会改革深刻而有力的进行，现实题材的舞台艺术创作日渐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应该说，近年来的现实题材创作，进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具有历史深度的作品。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优秀作品还是太少了。相当一部分作品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而，在现实题材的舞台艺术创作方面，我仍然想大声地呼唤，呼唤真诚，呼唤能力，呼唤情感。
真诚是现实题材创作的基础，它不仅是指艺术创作动机的真诚，也包括创作者面对生活，面对自身，面对社会时持有的一种真性情。
能力是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保证。说到底，现实题材的舞台艺术创作不是题材层面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驾驭的问题。它首先要求创作者的，是深入生活的能力。其次是发现、认识和理解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的能力。再次是艺术化表现生活的能力。作品如何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表现进行转化和突破，需要独特的创造性，而不是一般化的沿袭。
情感缺失是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从政治批判、道德说教、社会价值等领域逐渐走向历史阐释，应该说是一种大的进步，但仍然没有真正进入情感领域也是事实。一些作品或反映民俗民风，或传达文化意蕴，或揭露社会弊端，就是不触碰情感。其实，情感才是观众接受那些政治、社会、历史和道德内容的基础，情感才是一切艺术作品最值得表现的内容。
要关注剧作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总政话剧团团长 孟冰
建国初期，写话剧的作者，全国有一千多人，军队有五百多人。“文革”前写话剧的剧作家全国还有四五百人，军队还有一百多人。“文革”后，粗算一下，也有五、六十人，但今天还在写戏的有多少？全国算算不过二十几人，全军数数不过十人。问题是，这些人大都是五十岁上下的年龄，年轻一代的编剧除上海有几位已经走向成熟，全国能数出多少？我们军队能数出来的只有五位，其中四位还不能完全按照编剧的写作计划进行工作，大量的时间用于写小品和歌舞晚会的串场词。没有好的剧作家，哪里会有好的剧本？
社会需要给予优秀剧作家足够的尊重。即使我们不是为了出名而写话剧，但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终于能有一部成功的剧作问世时，剧作家却得不到社会应有的认同和尊重，这不仅是对剧作家人生信仰的冷落，更是对他们感情的伤害。与此同时，那些出名的导演和演员却尽情领受着媒体和公众的青睐。社会和媒体对剧作家的创造如此漠然，不能不给剧作家的心理和感情带来一丝悲凉，尽管我还没有动摇，但我自己内心里也面临“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
能否出台一个政策或建立一个制度，像扶持重点作品一样，扶持重点作家？让那些优秀的剧作家不受任何外界条件的影响，真正做到潜心创作。同时，建议在研讨创作问题时，一定要请有关领导部门、特别是院团领导参加，让他们也知道话剧创作的规律，在决策时，在确定题材时，能够认真听取并尊重剧作家本人的意见和建议。
现实题材为舞台注入活力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宋国锋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战线明确提出的精辟要求。这一要求当然应该也必须成为当今戏剧艺术创作的原则。毋庸置疑，话剧这个艺术品种在这方面不仅具有本体的独到优势，同时也有它在中国大地植根、发展、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宝贵传统。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话剧同其他舞台艺术门类一样开始滑向低谷。而辽艺人在逆境中从未放弃过努力，结合辽宁的乃至东北的地域情况，不断实践，刻意求索，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我们的着眼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如何使话剧最大程度地走进大众的心里，使广大观众从拒绝话剧到看话剧再到爱看话剧。这就要求剧本更紧密地贴近生活实际，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矛盾，更自觉地代表人民意愿，更深切地关注人（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要求导演、舞台美术，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力求完美，要求演员最大程度地摒弃概念，一改旧话剧表演模式，努力缩短观演之间的距离，追求真诚、朴实、生活，最大限度的掩藏表演痕迹，让观众感到舞台上的人物实实在在亲切可信。
喜忧参半 喜大于忧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廖向红
从当前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现状的总体看，本人的感受是喜忧参半，喜大于忧。
喜的是：现实题材创作得到高度重视，各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了很大支持；集合、磨砺了创作队伍，推出了一批新作品；新作品绝大多数属于主旋律作品，思想内涵积极、健康，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与功能；舞台制作经费的增多及高新技术的引入，使院团在舞台装置、演出设备和声光技术等方面，日趋先进现代。
忧的是：从整体创作态势看，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商业性之间达到平衡的优秀作品还是少；一度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雷同化、概念化、形式化的倾向；二度创作也存在模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建议：一、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的关键环节和目前创作的瓶颈仍是一度创作——剧本，要建立机制，鼓励、激励剧本创作。二、要提倡有艺术责任感和艺术家良心的戏剧批评。三、通过经典、优秀剧目的有独创性的重排，磨砺、提升创作队伍的艺术水平，并通过演出经典剧目培养观众。可以在艺术节、戏剧节评选优秀剧目时，像美国百老汇一样设经典剧目重演奖，鼓励对经典有独创性的解读、演绎。
继承经典 有效创新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王晓鹰
经典戏剧的优秀传统要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真正有效地起到促进作用，它就必须要充满生机地活在舞台上！这对话剧院团来说是开阔创作眼界、锻炼创作能力，而对话剧观众来说则是丰富观剧经验、提高艺术鉴赏力。近几年的创作实践和从观众那里得到的强烈反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领悟到经典作品对创作人员和对观众群体的深远影响力。应该努力让这种影响对创作人员和观众群在更大范围里扩展并且经常性地持续，简单地说就是要让更多的剧团不但经常有戏演而且经常演高水平的戏，让更多的观众不但经常有戏看而且经常看高水平的戏。鲜活的戏剧经典对我们的新剧目创作肯定会有扎实的启迪和促进。
意欲解决创作实践中“创新”的课题，有必要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戏剧艺术本体的反思和研究延续并深入下去，这其实是在根本意义上回归戏剧的“传统”；对经典名著不是仅在书面上研究，而是要在演出创作实践中积极地学习、继承、传播，也许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创新”。
现实题材的开拓与迈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刘平
就本世纪以来的现实题材话剧创作而言，不但创作题材有了新的开拓，艺术质量也有了提高，出现了《地质师》、《父亲》、《黄土谣》、《郭双印连他乡党》、《天籁》等一批优秀的作品。
一是从写社会问题到向真正的艺术创作层次迈进，如《地质师》和《父亲》。二是从表扬好人好事到创造人物形象升华。一些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剧本创作往往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用“好人好事”堆出来的。严格地说，这样的戏剧离真正的艺术创作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近年来，这种现象有了改善，出现了一批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的、令人激动的作品，如《郭双印连他乡党》。三是从展览事件到学会讲故事。以前经常停留在罗列事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剧中虽然写的都是真实的事件，却因为缺少故事性而不感动人。这种现象在近年来现实题材话剧的创作中出现了改变，如孟冰创作的《黄土谣》。
洞察与发现是源点与生命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卢昂
现实题材创作的前提一定是要真切地表现生活。这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常常如是说。但一经进行艺术创作，往往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何故？我个人认为原因应该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因为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以创作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和目的追求来设置情节、编织生活。这方面我们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社会上出现了什么好人好事（如孔繁森、焦裕禄、任长霞、抗洪抢险、救死扶伤……），我们往往将这些典型事迹不遗余力地搬上舞台。尽管每一个创作者的主观意图都是善良而美好，但往往越想把人物塑造得完美、感人，其结果越发显得虚假、造作。为何？非人也！
第二是因为“题材新、内容老；外表鲜、思想旧”。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只追求和强调作品外部题材、事件的新颖与离奇，而常常缺乏和忽视作品内在思想的深刻与复杂。
因此，对于现实题材的舞台艺术创作，我们应该将“真切地表现生活”贯彻始终。对于我们所要表现的生活，应该潜心地研究与观察。不仅熟识这种生活的形貌、气息、风骨和韵律，更为重要的是要洞察并发现生活表层事件之中潜埋的深刻、灵动、丰富而变化的人们的思想过程与情感过程。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比喻：事件、行为比若曲折的河道，而戏剧的生命则在于河道中奔腾、变化的河水！
戏剧创作的生命应该是对生活内在本质的洞察，应该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深刻体味与发现。生命，是最为灵动而丰富的；生命的活动则与它生伊养伊的生存境地紧密相连。真切地表现生活、人性化地塑造人物，应该是戏剧现实题材创作的根本。
在第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上，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大放异彩。短短四天时间里，文化产品海外订单和采购成交额达39.8亿元。然而，却发现，目前我国进军海外市场的文化产品仍然以加工贸易居多，有很多是为外国的文化品牌做加工，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专家呼吁：文化产品出口必须加强原创，真正让原创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产品出口日渐升温
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6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了百亿美元，达103.2亿美元，其中出口达47.9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2.5%。
近年来，为了扩大文化产品出口，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创造有利于文化产业成长的土壤，积极推动优势文化企业走出去。商务部、文化部等六部门不久前出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列入其中的项目和企业，今后将得到重点扶持。同时，作为我国惟一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性的大型文化产业展会，深圳文博会已初步搭建起“拉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平台，在落实走出去战略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此次文博会上，文化部再次发布《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手册》，精选了1200个文化项目，供资本和市场选择，试图搅热文化产业市场。
参加第三届文博会的广东商人巫杨金说，他的企业与意大利代理商日前就“富贵红”陶瓷签下了一笔6000万美元的订单。这是中国瓷都福建德化县研究人员通过九年时间研发成功的一种高温红釉瓷。巫杨金说，他将这项新产品拿到文博会上“试着吆喝吆喝”，没想到就“撞上了大单”。
对于文博会这个只有三年历史的展会而言，“富贵红”绝非是仅有的传奇。第三届文博会共有1639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吸引了近五万多名海外专业观众前来参加，他们在四天的时间里不停地交流碰撞，寻觅着商机。相比前两届，本届文博会对外文化贸易成果突出，海外订单和采购成交额达39.8亿元。在与港澳台等我国传统文化贸易区交易额迅速攀升的同时，第三届文博会海外交易市场进一步扩大，如甘肃省与意大利都灵市签订了总投资额为三亿欧元的“中意合作项目”，项目内容包括中意合拍38集电视连续剧、建设影视城和技术平台。
文博会上，一批极具我国民间特色和传统底蕴的服饰、乐器和手工艺品等受到了客商的高度关注。
加工贸易占据出口主流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在第三届文博会国际文化产业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文化出口尽管增长很快，但总量和规模仍然偏小，2006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近三倍，但我国文化出口的内容主要是运输和旅游，这两项就占到61%。其次是雕塑品及装饰品，占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34.1%，其中一半以上为塑料小雕塑品及装饰品。“一些核心文化产品，如电影、音像制品、图书的比例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很有典型性，动漫行业与海外市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却一直扮演着“来料加工”的角色，创造的利润十分有限。在深圳，以动画作为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和生产的企业有1000多家，从业人员上万人，但这些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国外公司的“动漫加工厂”。
深圳昂驰动漫公司总经理邹毅说，动漫产业分为前期创意研发、中期加工制作、后期经营开发三个主要环节，其中前后两个环节是最赚钱的，但我们做得最多的偏偏是中间这个环节。“国外一部动漫大片能挣10亿元，但我们最多只能得到其中的100万元。”目前国内不少动漫企业都意识到“加工挣不到钱”，希望能向国外动漫市场输出自己的原创作品。但是，由于原创成本太高，少数有实力的公司开始探索“以加工养原创”，一边继续承接国外动漫公司的订单，担当好莱坞“动漫加工厂”，一边开发一些原创作品。而绝大多数动漫公司目前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工制作上。
据了解，我国动漫行业如此，其它如小雕塑品、装饰品的出口，同样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而核心文化产品和品牌的输出却困难重重。如在我国图书、文化演出、电影电视等核心文化领域，长期存在赤字现象，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在文化演出、电影电视等对外贸易方面都普遍存在这一现象。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却咄咄逼人。日本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动漫产品，收入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收入的四倍。美国电影海外票房年收入已超过258亿美元，成为继航天航空之后的第二大出口换汇产业。韩国、新加坡等国也纷纷提出“文化立国”的口号。
呼唤原创和“中国文化元素”
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贺寿昌认为，谈文化产品出口，重要的是弄清楚什么是文化，要鼓励出口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不能狭义地看，美国人靠“一杯水、一个面包、一个小老鼠”，也就是“可口可乐、麦当劳、米老鼠”，赚全世界人的钱，靠的不是产品，而是文化。
一些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靠的还是制造，而不是文化，必须加强原创，拿出真正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又被国际市场认可的文化精品。
胡景岩认为，中国文化产品过去销售对象主要是在华语地区和东南亚市场上，进入欧美市场的还很有限，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很多高水平的文化演出，比如武术、杂技等在欧美市场都相当受欢迎，关键是怎么打造它，怎么去开拓空间，这里面潜力很大。
深圳怡景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服务中心主任蔡大明认为，除文化内涵之外，我国文化产品在技术表现手法上与国际市场也存在实际的差距，必须从产业链的高端着手，让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为打造文化精品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本届文博会上，怡景动漫基地吸纳境外投资2000万美元，着手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集动漫作品创意、造型、成型到后期制作于一体，它的建成将大大减轻企业的后期制作成本，同时有效解决国内原创动漫作品走出去时常遭遇的软件版权问题。
2007年6月9—11日，来自世界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市长、规划师、建筑师、文化学者、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各界关注城市文化的人士，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的邀请，相聚在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北京，参加北京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文化转型、历史文化保护、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等议题。
与会代表认为，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始终是城市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城市不仅是一定地域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也是这一地域的文化中心。与会代表充分肯定《雅典宪章（1936）》、《马丘比丘宪章（1977）》、《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2005）》等对于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同时注意到，城市化、全球化在带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生活改善的同时，也给当代人带来巨大的挑战。城市发展正面临着传统消失、面貌趋同、形象低俗、环境恶化等问题，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的威胁依然存在，城市文化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在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的今天，反思城市发展的历程，重新评价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我们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形成如下共识，并以北京宣言的形式公布于世。
一、新世纪的城市文化应该反映生态文明的特征。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也是导致全球一系列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迄今为止，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掠夺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再取，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和谐，应该称为城市发展的基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尊重自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珍贵的世界文化瑰宝，也是对今天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基本原则。21世纪的城市应该是生态城市。
二、城市发展要充分反映普通市民的利益追求。城市是市民的居所，也是市民的精神家园。普通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城市文化的智慧源泉和驱动力量。坚持面向普通市民，同时，回应不同人群的诉求，特别是贫困阶层、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需求应该成为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深入科学地研究普通市民对居住、就业、交通、环境以及情感的需要，塑造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城市空间，是当代规划师、建筑师和文化学者的历史使命。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城市规划建设如此，城市文化亦然。市长对此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应该保证市民参与城市发展决策过程的机会，任何好的决策都是市民自己的选择。城市发展的本质应使市民生活得更美好。
三、文化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涵。市民的道德倾向、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社会心理、文化修养、科学素质、活动形式、传统习俗、情感信仰等因素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综合反映。城市规划、建设必须特别重视城市文化建设，城市的形态和布局要认真吸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营养；城市的风貌和特色要充分反映城市文化的精神内涵，城市的建筑和设施要努力满足普通市民精神文化和物质的基本需求。建设形神兼备、浑然一体的城市，实现城市建设形式与城市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在信息化的今天，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功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生活品位，任重道远。
四、城市规划和建设要强化城市的个性特色。当今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着形象趋同、缺乏个性的现象，富有特色的城市街区、建筑正被标准化的开发吞噬，优秀的地方文化、特色正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消失。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对于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击，要通过深入的城市设计、广泛的社会参与、有效的城市管理，让我们的城市街道、广场和建筑演绎城市内在的气质、情感及其文化底蕴，让我们的城市特色蕴含在每一个细节和活动中。特色赋予城市个性，个性提升城市竞争力。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要拒绝雷同，彰显个性；也要反对有损于传统、有碍于生活的荒诞媚俗。成功的城市应该具备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文化氛围、美好的城市形象，成功的城市不仅是当代的景观，也将成为历史的荣耀、民族的骄傲。
五、城市文化建设担当着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重任。城市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文化遗产见证着城市的生命历程，承载和延续着城市文化，也赋予人们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文化建设要依托历史，坚守、继承和传播城市优秀传统文化，减少商业开发和不恰当利用对文化遗产和文化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成功的城市是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的城市。城市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要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和服务业，促进城市经济升级转型和城市功能的完善，顺应现代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借鉴和吸收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扩大民族文化的外延，更好地弘扬本土文化。我们不仅需要商贸城市、工业城市，我们更需要文化城市。
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期待：21世纪，全世界人民连心携手，共建美好、宜人的人类家园。
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21世纪的城市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和谐空间。
——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聚焦“城市病”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高楼大厦到处耸立，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一首《一样的月光》唱出了人们对都市巨变的怅然若失与对精神故乡的怀想。
6月11日，盛夏北京，一场历时3天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落下了帷幕，来自世界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市长、规划师、文化历史专家等，就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议题展开讨论，并把共识以《北京宣言》的形式公布于世，给关心城市文化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千城一面 缺少灵魂 个性丧失的城市没有魅力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仅靠有多少高楼大厦，而缺乏文化底蕴与对人的关怀，是没有魅力的。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势头迅猛。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3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而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
城市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城市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忧虑地说，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
而且，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这些项目却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拒绝和防止趋同，保护和彰显个性，是当代城市建设中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文化部长孙家正指出，尊重和珍惜城市的历史传统、地域风貌和民族特色，方能保持并彰显一个城市所独有的文化韵味。
大拆大建 割裂文脉 警惕城市文化记忆消失
数据显示，从1982年起，国务院先后公布了10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异常珍贵。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苏东海认为，城市发展越快，新城市建设的推动力度越大，对文化遗产的冲击就可能越大。
据调查，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由于急功近利作祟、经济利益驱使等人为因素，实施过度的商业化运作，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一处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迁和破坏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专家们认为，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单霁翔说。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孙家正说，精心呵护历史文化遗产，维系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心理需求，也是当代人对祖先和子孙的责任。
注重物质 忽视人文 必须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
孙家正说，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家园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记忆消失、面貌趋同、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一个城市是否具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环境和氛围，应成为考评城市建设水平高低、管理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尺。”
“我们必须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单霁翔说，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核，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使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城市的追求，转化为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但是，一些城市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盲目攀比、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6月11日发表的《北京宣言》中也强调，城市规划、建设必须特别重视城市文化建设，认真吸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营养，深入科学地研究普通市民对居住、就业、交通、环境以及情感的需要，塑造充满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城市空间。
“建设形神兼备、浑然一体的城市，实现城市建设形式与城市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专家们提示说。
中国市长协会近日在上海发布中国城市发展年度报告，其中提出了城市规划建设中要力求克服“定位和目标不切实际、片面注重规模扩张、重地上轻地下、公众参与度不足”等四大不良倾向。
这份年度报告认为，2020年以前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要力求克服城市规划建设中出现的不良倾向：
一是城市的定位和目标不切实际。不顾水资源、能源和土地资源条件讲发展，盲目制订所谓“战略规划”，代替城市总体规划的科学论证，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条件提出发展目标。
二是片面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张。不顾现实条件盲目扩大人口规模，并以此来扩大城市用地规模，而对人口素质提高以及因人口增加所需要解决的社会及民生问题关注甚少。
三是城市普遍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的现象。重视地上建筑安排、马路建设，对事关城市正常运转的地下管网的规划和建设重视不够，以致城市功能不完善，现有设施不足。新建设施不配套，污水处理率不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质量差。有些大城市交通拥堵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没有制订，公共交通优先政策不落实，规划措施不具体。办公楼讲豪华，但居民家中却经常缺水、停电。
四是缺乏公众广泛参与。对于城市发展职能定位、规模等重大问题往往“长官”一锤定音，缺乏科学论证。
北京：自娱自乐的本领很强
速度指数6.0 北京之塞车举世闻名，很大原因是北京人就算过马路都恨不得打的。人人都抱怨在北京城市太大、交通太慢、生活不方便，幸好大家都有自己的排解方式。
艳遇指数7.0 北京男人多是嘴上油滑心里老实，并没人把艳。
华服指数7.5 北京每天都会上演各种名目的party，总有展示礼服的机会。但大多数北京人的穿着舒适而随便，走在街头的几乎全是牛仔裤、T恤衫。特别的是，这里不时有大使馆举办盛装出席的晚会，直到这时候，你才见识了什么叫做珠光宝气。
出入指数8.5 身为中国的首都和最著名的旅游城市，故宫、天安门和长城永远是人头攒动，现在连菊儿胡同都不时有人来探班了，跟胡同门前摇蒲扇的老头聊天也能作为旅游乐趣之一。北京人自己则更爱自驾车去周边的郊县玩。
口味指数7.0 不止一次听过非北京籍人士抱怨：北京菜到底有什么可吃的？可周末他们照样出去吃得满嘴流油才回来。北京什么口味都能找到，东西南北中、欧美亚非拉，光是欣赏美食版面的图文，就足以让你胃口大开。
血拼指数7.5 大卖场极多。传统的燕莎、赛特，新建的东方、时代广场，尽管贼贵，人还是很多。一进去，人就逛得找不着北。秀水街和西单是工薪阶层的好地方，价廉物美，适宜慢慢地淘。
夜店指数6.5 大多数人没有深夜在外游荡的习惯，商店晚上9：30到10：00基本都关门了，只有一定数量的夜行动物夜夜在三里屯或后海成长。深夜，整条南街上都是手里拎着3块钱一瓶的啤酒的人，恍如游行一样。
深圳：整座城市都在路上
速度指数8.0 据国外调查显示，中国生活压力最大的城市在深圳。看看街上行人走路，和香港人速度差不多。最慢的是老东门的购物人群，那也是因为人多太堵。
艳遇指数7.0 要在深圳认识美女，先要有香车，购车已成为深圳私人消费的第二大支出。作为全中国唯一的女比男多的城市，深圳艳遇的概率比别的城市要大，但门槛也相应高了。
华服指数7.5 深圳人的衣服决不华丽，但讲品位和舒适，很少人穿正装，但你不要小看了穿着t恤的男人，一件看似普通的t恤，可能价值一两千元；女人的衣服，往往品牌和普通的混穿，从几万穿到几十块都有。
口味指数7.5 聚集全国美食，华强北一带的食肆能把八大菜系吃个大概，但并不淹没海鲜的广东风格和重庆火锅生力军；这里还有日本菜、韩国菜、法国菜、意大利菜、泰国菜、印度菜……颇似北京。外地的菜到了深圳往往会改良
出入指数8.0 据统计，广东人外出旅游的人数最多，深圳人的比重最大。同时，像民俗村、世界之窗、欢乐谷这样的主题公园接待游客量是全国之最。中国喜欢搞人造景观，但鲜有能比肩深圳的。
血拼指数6.5 便宜不过广州，贵不过北京。深圳没有像北京王府井、国贸那样的大商场，最大的shopping之处充其量只能算个大型超市。打工仔和学生妹留连老东门，小白领和观光客逛逛华强北。本地的深圳人买名牌都去香港，便宜不少。
夜店指数8.0 夜店开得多，倒得也多，真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人晚上不睡觉。清吧、运动吧、车吧、重音乐吧、主题吧，甚至还有同性恋吧，装修风格和情调也是五花八门。闲了还可以去五星级的电影院看电影，可以去众多的茶馆喝茶；闷了可以去娱乐城玩上一晚；烦了可以去运动场所打球、玩镖，还可以去滨海大道、深南中路游车河。
重庆：潜滋暗长的草根快乐
速度指数6.0 虽然比不上邻居成都的那份闲情，重庆给人的感觉也是随意且漫不经心的。小巷子里，出租车上，你都能听见李伯清那经典的重庆言子，那种世俗凡事一经过他的语言再创造，就变得油滑而幽默了。
艳遇指数7.5 据民间统计，在重庆最繁华的中心，解放碑，平均每分钟能看见5个美女！在这样一个美女出没率极高的地方，想制造美丽的邂逅，不必跑到酒吧，只需要在繁华的街道摆个潇洒的pose，专心守株待美女就成。
华服指数5.0 重庆女孩敢穿也会穿，露腿、露肩、露背，能露的绝不吝啬。天生丽质的重庆女孩对衣服牌子不是很讲究，街头30元一件的衣服也能穿出万种风情。重庆的男人们就有些逊色了，能把登喜路的t恤穿成班尼路水准的重庆男人绝不在少数！
口味指数5.0 重庆人的口味执着到了顽固的地步。任何外来的口味若不沾上麻辣的艳红，便注定了凄冷的下场。重庆生意最红火的永远是火锅馆，即使在炎热的三伏天也不例外。
出入指数5.0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重庆人开始向往山城以外的那片天空，重庆的旅游业也发展迅猛。不过，那种上午在重庆吃早点，中午在深圳开会，晚上则在香港兰桂坊喝茶的空中飞人生活，对重庆人来说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血拼指数6.0 重庆人购物喜欢扎堆，人越多越好 这是朴素的重庆人购物的普遍心态。重庆人购物很理智，少有人会花上一个月的薪水买一件顶尖名牌服饰，这算得上重庆人的软肋。在大打折的商品卖场，许多重庆人不买个荷包见底是绝不罢休的。
夜店指数4.0 这个城市的夜晚除了有满城的灯火点缀，实在是显得寂寥。重庆的酒吧不多，有特色的更少。
杭州：玩能花光你的所有
速度指数7.0 杭州是三面湖山一面城，有湖有山的地方，可以看到携手散步、搂抱接吻等人文景观，而在城区里，人们大多行色匆匆，有外地人曾经评价，没有一个杭州人是空闲的。
艳遇指数7.5 即使让周迅、袁立、苏瑾这三位杭州美女站在街头，你的眼光仍然会瞄向其他的美女，毕竟西施曾是杭州的化身。杭州的美女千变万化。在杭州的酒吧和pub里面，充满了单身情人。只要你脖子扭扭动动脑、屁股扭扭加加油，你的第一次艳遇很可能就会成功，当然还有可能是老外哦！
华服指数6.5 这里几乎没人喜欢用晚礼服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相反，这里是追求原创性的人的诞生地。你看到过戴着八角帽、穿着朋克牛仔裤的男人，或者戴着济公帽、穿着海军服的女人吗？他们就生活在这个城市。
出入指数7.0 只有在非典利剑高悬的时候，出入境人数才大幅下滑。他们有天下第一西子湖、雷峰塔，而且自驾车旅游成为新风潮，杭州人开车越跑越远。
口味指数7.5 以杭帮菜占领上海的速度，就能说明杭州美味甲天下。东坡肉、钱江肉丝、西湖醋鱼、宋嫂鱼羹、拔丝蜜橘、素烧鹅，个个都是名菜。这里还容纳着广东的金华玉树、西米露，昆明的过桥米线，北京的烤鸭，四川的火锅，西安的水饺，还有法式西餐、日本料理。真可谓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城也。
血拼指数7.0 女人到杭州，应该去逛逛武林路与曙光路。路虽不长，却足可以泡上一天，结果是花光身上所有的银子。
夜店指数7.0一般来讲，杭州的夜生活，只限于某些特定的空间。如果肚子饿了，不用担心，无论是凌晨2点还是3点，新华路上的土家菜都等着你。
西安：夜店最是自由恣意
速度指数3.0 西安的城市交通是有名的差，可出租也是有名的方便和便宜，至于地铁，据说要等到2008年才有可能提上日程。西安有西北最大的国际航空港，可这并不妨碍它按照自己的节奏悠然独行。
艳遇指数7.0 西部从来就是传奇的最佳背景，从好莱坞到张艺谋，北国胭脂的浓烈常常让江南女儿无颜色。如果要看性格明朗的西安美女，请去世纪金花吧，那里是当地最贵的商场。
华服指数6.5 西安的衣着就好像西安的皮影一样，美丽妖娆但永远只展现一半的内容，和流行从来不正面相对。
口味指数6.0 各种菜系西安都来者不拒，颇有些海纳百川的雍容架势。不过西安的小吃更贴近胃部和钱包一点。在鼓楼两侧、回民街、大麦市街可以吃到地道的西安小吃，最有名的泡馍馆是东门外的老孙家，北院门边的贾三家的灌汤包子和南门外的永明歧山面馆的臊子面，都是极棒的。
出入指数7.5 是无可争议的旅游重镇。除了必游兵马俑之外，西安古城下的碑林、大雁塔、小雁塔都值得细品。
血拼指数7.0 在西安，买东西讲究的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讨价还价，总体偏低的物价，活泼的市场，最适合个性化的购物。
夜店指数7.0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古都，晨钟暮鼓已经成了西安的特色，西安的夜店，除了学生集中的迪厅，其它各有各的道儿，圈子划分明确，大多顺其自然，自得其乐。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6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坚持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坚持把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和农村，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着力改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着力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会议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是，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
会议强调，当前，要大力加强重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作用，积极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加大产业支撑和市场供给，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认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投入机制，加强队伍建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有重点分阶段地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抓紧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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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近日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公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