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息荟萃
第3期
近日，市文物管理局针对夏季文物安全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增强文物安全意识和忧患意识，做到万无一失；二是认真组织开展全面细致的自查工作，特别要抓好田野文物的安全，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三是制定应急预案，部署力量，落实责任，及时妥善协调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四是严格执行文物安全信息报告制度。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六周年，6月29日上午，郑州二七纪念馆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新老党员互换心声，支部书记还带领大家共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上的重要讲话。全体党员一致表示：坚决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6月20日，郑州市文化市场稽查大队在郑州火车站苑陵商场四楼成功捣毁两个专门经营非法磁带的音像“黑窝点”。共查处非法磁带44000盒，非法音乐VCD碟17000张。
近日，在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巩义市鲁庄镇小相村狮鼓社表演的“小相狮舞”威武雄伟，以其精湛的技艺展示了河南狮舞独特的文化魅力，受到与会63个成员国领导的赞扬。
6月25日，郑州市晋唐书画学校把印制的10万本《弟子规》，无偿赠送给市内小学，作为学生自律和书法选修课教材。在黄河路第三小学赠书现场，赠书方的张森校长面对要赠出的5000本书，虔诚跪下。面对众人惊异，张校长说，他对国学的下跪，是希望国人从孩子开始振兴国学，与异域优秀文化百家争鸣。
6月18—24日，在由省文化厅主办的“大涧杯”河南省第五届青年戏剧演员大赛中，荥阳市豫剧团青年演员卢翠玲在决赛中以《宇宙峰》一折，征服了评委和现场观众，最终以100.50分的优异成绩一举夺魁，荣获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她也成为15个一等奖获得者中唯一一个由县级剧团选送的青年演员。
6月23日——26日，《中国美术出版界书画家作品展》在郑州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共展出全国20家美术出版机构书画家美术作品近200件，特邀名家作品约50件。8月份将出版作品集。
6月28日晚，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化局主办的“郑州市庆祝建党86周年暨香港回归10周年文艺晚会”拉开了河南省“欢乐中原”广场文化活动的序幕。唢呐合奏《欢庆》、诗歌朗诵《旗帜下的喝彩》、鼓乐《鼓舞中原》、戏曲小品《一套西服》、小提琴协奏《胜利》、戏曲演唱《破洪州》等精彩的节目把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6月30日至7月2日，巩义市举行了庆“七一”红色经典电影展映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6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从6月起在河南省举办合唱、声乐、钢琴等艺术门类选拔赛。目前合唱比赛选拔赛已经完成，声乐、钢琴、小提琴、古筝、民乐合奏等项目的选拔赛也将相继举行。优秀选手和团队将代表河南参加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各项比赛的角逐。
6月19日，“东方讲坛·经典艺术系列”首次聚焦木偶艺术。国家二级编剧、作家丁言昭登上贺绿汀音乐厅讲台详解木偶的起源与发展，上海木偶剧团演员们现场展示各种不同类型的木偶，并让观众上台尝试操纵木偶。
安徽省黄山市从保护古建筑、古驿道、古树和民间文艺做起，为多个徽州古村落制定保护规划，有100多个村庄在古村之外另建新村。目前，该市还结合新农村建设，为乡村4000多幢与传统建筑风格、文化特色不协调的现代民居，添加典型的徽派建筑元素，从而很好地处理了古村落保护与改善当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
文化遗产数量仅次于北京、位居中国第二的苏州日前绘制了中国首张文化遗产地图。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生动活泼的卡通形象、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准确易辨的地理位置，将古城苏州2500年的历史文化遗存浓缩在一张薄纸上，人们只要手执这样一份地图，就能将苏州所有文化遗产看得清清楚楚。
近日，文化部以江苏为试点开展网吧产业提升计划。网吧产业提升计划包括网吧行业计算机设备品质提升、网络游戏内容提升整合、数字内容提升整合、人才素质提升和贫困地区上网服务提升发展等五部分，目的是引导和扶持网吧产业走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的连锁业态模式。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采用统一经营方式、统一服务规范、统一形象标识、统一营业场所风格、统一上网首页、统一计算机远程管理“六个统一”来开展网吧连锁经营业务，收效明显。
6月27日、28日，我国“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形地貌奇观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在会上顺利通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使得我国拥有的世界遗产达到了35处，位居世界第三，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9处（含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世界自然遗产6处。
自2007年6月18日起，布达拉宫管理处将每天的开放时间再次延长了1小时，现日工作时间为10个小时。
６月１８日，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会议”上，中国申遗专家在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６个省区提交的文化遗产名单中，初步确定４８处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河南省的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白马寺、汉唐两京故道、巩义石窟寺和巩义瓷窑址等６处文化遗产入围“丝路申遗”预备名单。
财政部6月19日发布消息说，自2007年起将进一步加大对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金投入力度，力争到2010年基本建成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2006年是执行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央及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大了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据文化部计财司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156.59亿元，比2005年增加22.77亿元，增长17％。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由上年的10.23元增加到11.91元，增长16.4％。
今夏，周口市文化局推出 “国产新片进农村”公益放映活动， 600场国产电影将让全市农民过一把电影瘾。影片多是近年国内影坛的力作，有《神话》、《云水谣》、《龙虎门》等。整个放映活动将持续3个多月，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国产大片。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普遍高于10％。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文化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20％和10％。世界文化市场可谓四分天下：美国占有市场总额的43％，欧洲34％，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其他国家4%。
6月25日，河南省832名奥运火炬手和189名护跑手的选拔工作正式启动，将在９月10日前完成推荐评审，10月份完成选拔，明年年初公布名单。
6月25日，北京的29家网络媒体通过《百色宣言》。承诺将承继百色精神、振兴民族互联网事业；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传播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倡导网络文明，营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近日，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报告显示，中国的信息化建设正面临资费过高、法规不健全、对国外技术依赖过大以及人才缺乏等四大障碍。目前中国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0倍。
6月28日，国家图书馆在京向新疆、贵州、西藏、山西、安徽、重庆六省、区、市的县级公共图书馆捐赠下架图书30万册，以解决这些基层图书馆藏书不足的实际困难。
国家文物局近期将投资80万元修建东仓《大藏经》保护馆，保护存放于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户藏族牧民家中的《大藏经》。保护工程目前已经动工,预计今年10月完工并对外开放，《大藏经》保护馆将修建为藏式风格建筑,富有民族特色。
在现代条件下，城市不仅要考虑到市民的衣、食、住、行，还要为培养新世纪人才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城市的环境建设要具有良好的舆论导向和健康的文化氛围，它的作用不次于电视、广播、报纸。这是建设城市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纪晓岚教授在《论城市本质》一书中说到。
一个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故事说的魔术师的盒子一样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针对把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人”的不可解性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如是说。
口袋里无钱，存折里无钱，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苦。口袋里有钱，银行里有钱，但心中无钱，此为大福也。
——作家张立谈金钱与苦乐。
户外运动，手写书信，情人节的真玫瑰，荷塘月色，乘凉和取暖，相思病，好好吃顿饭，睡8个小时无梦的觉。
——网络时代的8个愿望。
白领、OL(office lady简称)、漂一代、单身贵族、小资、中产、蛋白质女孩、月光女神、作女……
——新生活概念，你懂么？
对住在第三世界国家大城市的儿童来说，他们所呼吸的空气相当于一天吸两包香烟。
——世界资源研究所一项有关城市结果的调查负责人戴维斯如是说。
公众常常喜欢批评建筑师，说他们设计的建筑、广场丑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建筑师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就像外滩中心已经有了一个“皇后的皇冠”，最近有开发商又想在北外滩建一个“国王的王冠”。现在很多时候实际的情况是：建筑的形式追逐利润。开发商有时也开始表现得支持建筑文化，但很难说他们究竟是追求文化，还是在占据经济资本之外希望能够占据文化资本。
——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提出，应关注建筑师的社会生态环境。
城市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城市之间的竞争是正和博弈，要善于发现两者互利共赢的关系空间。一个城市发展和竞争力不仅仅是经济竞争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综合发展的问题。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强弱，要从宽广的视野和领域来考察，研究城市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生活环境等。
——针对城市都有趋同化的趋势，使得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如是说。
声势浩大的全国选秀，沸沸扬扬的短信投票，历时十个月的“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终于尘埃落定。随着黛玉、宝钗等角色演员人选的确定，新版《红楼梦》开拍在即，但关于红楼选秀和新版红楼的争议仍未停息。
舆论无疑为“新红楼”预先争取了最多的眼球，但其双刃剑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过分喧闹的环境使得“新红楼”还未开拍，就遭到不少公众的质疑。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6737名受访者中，36％的人“非常期待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此外，66.4％的人“担心‘新红楼’不如87版”。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受访者普遍表示“主要是掺杂了过多的商业元素”（71.0％）。在36％的受访者期待“新红楼”的同时，也分别有32.3％和31.7％的人表示“兴趣不大，但到时会关注一下”和“没有任何期待”。
从选秀开始，‘新红楼’就已经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了，而是一场利用名著掀起的热闹的商业营销。近些年，充斥电视荧屏、频频见诸报端的各种选秀活动和新闻报道，将电视剧选角与商业选秀混合到一起，被评论普遍认为是“先天矛盾”和“艺术标准商业化”。而当今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商业气息，也让观众对“新红楼”的艺术性是否会打折扣产生怀疑。
调查中，66.4％的人表示“担心新版《红楼梦》不如87版”。除了商业性之外，这种担心的另一个原因是“87版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很难超越”（55.9％）。
在不少观众的心里，87版电视剧《红楼梦》绝对算得上“经典中的经典”。尽管多数演员此后并没有其他引人注目的作品问世，但他们在《红楼梦》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本次调查发现，68.8％的受访公众认为，87版《红楼梦》中最难以超越的角色是邓婕饰演的王熙凤，其次是陈晓旭版的黛玉（66.3％）、欧阳奋强版的宝玉（55.4％）和张莉版的宝钗（33.3％）等。刘姥姥（25.1％）、贾母（21.5％）等角色，也被不少人认为是“新红楼”难以超越的。
有一些受访者觉得，经典是需要不断超越的，用当代人的眼光诠释的新版《红楼梦》，一定会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不少红学家也在媒体上表达了对“新红楼”的期待，称支持重拍是因为“87版演员演技和电视剧的制作水平，已经无法适应当前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情趣”。
对此，观众们显然信心不足。在“新版《红楼梦》中哪些方面一定会超越87版”的调查中，名列前茅的分别是“布景、道具”（67.3％）、“化妆”（60.5％）和“服装”（53.6％）。而“演员”的获选率仅为17.1％。
“这跟83版《射雕》一样，即使现在看觉得挺土的，但它已经印在一代人心里了。新版拍得再好看，也没用。”有受访者这样表示。 （6.18中国青年报）
著名作家余秋雨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多年，写过大量重要的戏剧史论著作，还曾出任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学术委员会主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十多年未对任何戏剧问题发言的他，日前突然打破沉默，在博客上撰文批评中国剧坛“纪念话剧百年”产生了大量的偏差，“反映了我国当前文化思维上的一系列重大缺陷”。
·纪念方式以京味为主 ，一地一团不能代表历史
余秋雨认为，我国此次“纪念话剧百年”的系列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人艺这一个剧团，关注剧坛众多戏剧风格中“老京味现实主义”这一种风格，实在过于“大题小做”了。他认为，这种纪念方式以偏概全，根本无法反映整个话剧百年的成果。
“仅仅强调‘老京味现实主义风格’，单就北京人艺本身来说，已经是‘大题小做’。因为这个剧团还隆重地上演过郭沫若、田汉的非京味现实主义剧作，曹禺的《胆剑篇》也不是京味现实主义，更不必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戏剧观念大解放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话剧成果了。”余秋雨表示，就算把北京人艺自身的各种风格全部加在一起，都远不能概括北京的话剧成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团、中央戏剧学院，甚至还有诸多部队和铁道、煤炭部门的文工团，都有非常优秀的话剧成果。他们在不少方面都高出于北京人艺。遗漏它们或淡化它们是不公平的。”在余秋雨看来，话剧的成果还远不止于北京。全国每一个省都曾有过建制健全的话剧团，其中，江苏省话剧团、沈阳市话剧团、广西话剧团、四川省话剧团、广州市话剧团、湖北省话剧团、山东省话剧团、内蒙古话剧团，都曾创作过让人难忘的佳作。“请记住，中国话剧百年，是指整个中国，而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剧团。”
余秋雨甚至认为，以中国大陆为中心衍生出去的华语话剧都应在“中国话剧百年”纪念之列。“香港话剧团一直有不错的业绩；从姚一苇到赖声川的台湾话剧更有骄人的成果；连新加坡也深受中国话剧的影响……话剧百年，必须要关注与百年相称的空间幅度。”
·百年历史是零碎回忆
国际文化交融的先导者余秋雨对“中国话剧百年”的纪念方式也持有异议，因为百年历史不应该只是“一个剧团老演员们的零碎回忆”。“话剧百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真正的大事，牵涉到整个国家走向现代的精神命脉。话剧百年，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有青春活力、最有突破性和挑战性的篇章。把它全部降低为某一个小院落里的老人追思、旧戏回味，是对历史的改写，是对雄魂的肢解。”
余秋雨解释，他这么说并非不尊重北京人艺。“正因为尊重，我不希望让它处在一个很不恰当的位子上。这就像钱塘观潮，如果我长辈的背脊挡住了后人的视线，我也会搀扶着他移位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去。”
余秋雨指出，话剧百年其实具有非常的开放度，并不是纪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局促与琐碎。百年来，话剧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职能——国际文化交融的先导者。“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正是通过话剧实实在在地亲近了易卜生、莎士比亚、莫里哀、契诃夫、奥尼尔、阿瑟密勒、萨特、贝克特、迪伦马特等的经典名剧。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还没有真正开放时，话剧已经为这种开放作了比较充分的文化准备。中国人后来了解世界的速度远比世界了解中国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很多文化人早就从话剧中获得了不少感性启蒙。” (6.26新闻午报)
昨日，有媒体报道称，故宫等6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对此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负责人表示，该说法并不准确。就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而言，没有“黄牌”警告一说，只是每次的遗产大会都会对一些遗产地的保护状况进行“关注”，以引起所属国的重视。目前，中国尚未有任何世界遗产项目被列为濒危。
国家文物局：“黄牌”一说不准确
昨日有媒体报道，在日前正在新西兰召开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30多项世界遗产中，三江并流、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等6处，已经被亮黄牌要求整改。而此前，关于三江并流周围生态破坏严重、布达拉宫周围大修之后破坏整体环境、故宫天坛等大修与国际要求不符合等争议，一直备受关注。对于黄牌一说，昨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顾玉才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表示，对于世界遗产来讲，从程序上说，没有亮黄牌的说法，但每次的遗产大会都会对一些遗产地的保护状况进行“关注”，以引起所属国的重视。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遗产地的保护现状、修复原则等，需要中国方向大会作出说明。比如一些保护、修复原则需要与国际接轨，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招致“非议”就是一例。 他表示，此次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应该是就三江并流等项目向大会提交保护、整改报告，就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作出解释，这与遗产地列入濒危名单是两回事。
列为濒危需要一至三年考察期
据国家文物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目前公众所说的黄牌，与列为濒危是一码事，但这只是专家的创造的“黄牌”概念。同时，这不是惩罚性措施，而只是提示当事国或国际社会遗产存在问题。同时他表示，要列入濒危的遗产地，会有一至三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世界遗产成员国会提出决议，要求缔约国提交出现状况报告给大会审议；必要的话，专家会到遗产地现场考察，提出专业意见。在这之后，如政府继续无作为，才会被列入濒危。
世界遗产专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徐苹芳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一些世界遗产或其他文物保护现状堪忧。他介绍说，中国一些地区一些项目，往往热衷于评选，而不注重保护。此前召开的一些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多个项目曾经就保护中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情况进行过说明，“但现在保护措施依然还很不够。”
遗产地回应
昨日，故宫博物院负责人表示，对于故宫被“亮黄牌”一事，自己未曾听说。他表示，此前故宫大修所存在的争议，主要是说时间比较仓促，需要对大修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进行说明。近两年来，关于故宫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大修之上。据了解，有专家认为，故宫大修与国际惯例不符合，大修后建筑显得过新，同时与西方的石质结构修葺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什么时候亮的黄牌？我们怎么不知道。”天坛公园办公室主任曹振和一脸诧异。他还表示，从来没有收到过有关部门关于“黄牌”的指示或者文件。曹主任说，就在上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与东亚各国遗产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60余人，专门到天坛公园检查并指导了工作。曹振和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也表示说，天坛在古建筑修缮时使用了准确的方式和正确的施工，方法和技巧都很好。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颐和园，记者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与东亚各国遗产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对颐和园进行了考察。颐和园祝副园长也表示，在记者和他联系之前，他也不知晓“黄牌”一事。
专家看法
郭旃：要最大限度保留历史原物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巡视员郭旃曾在本月初的“城市文化研讨会”上专门就中国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做了介绍。郭旃指出，对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性的保养和修缮，应当将材料、构建和彩绘表面的替换或更新降至合理的最小程度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住历史原物。“在对遗产的整修中，应该以这一标准去衡量一项文物保护工程的成败优劣，而不是错误地追求维修后的整体风格统一。”郭旃还指出油绘彩画在东方木构建筑中有着保护与装饰双重功能，而这一部分有着脆弱性和缺损时修补的必要性。油饰彩绘在东方国家文化遗产有着特殊性，“在外表面保护中，首要考虑的应当是保留尽可能多的材料真实性，重新上漆应当仅限于那些历史原物已经消失得难以保护的情况。”
申遗成功之日，是否意味着一场噩梦的开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个问号。6月27日，云贵等地的喀斯特地形以及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遗成功。与此同时，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以及云南“三江并流”等六处世遗，被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亮出“黄牌”警告。
这还不是全部的真相，对此长期关注的人知道：更多的世遗正在经受来自旅游与开发的深重折磨。张家界武陵源、曲阜孔庙、平遥古城、黄山、泰山、莫高窟……这些世遗单位纷纷有恙，甚至申遗成功不久就捧回“黄牌”。进入世遗名单的地方万众欢腾、载歌载舞，但更多的世遗在哭泣、流血。不得不说，申遗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一大“怪手”。
事实也证明，一团以申遗为名义的地方功利主义迷雾挥之不去。那些积极申遗的地方政府，大多没有把申遗当作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一种约束机制。而是从申遗开始，就将其看做经济开发的操作手段。申遗成功，就等于拿到一块“五星级旅游牌照”，更何况这也将为地方政绩榜增光添彩。正因如此，各地对申遗趋之若鹜，唯恐落后一步。
再看世界遗产大会的现场，中国“申遗代表团”的热情，简直让人啼笑皆非。第28届世遗大会开幕当天，以各地官员为首的申遗大队，遍撒宣传资料，积极展开各种公关活动。这次申遗成功的广东开平市，在历经8年的申遗过程中，投入了几千万元资金进行环境整治和文物保护等各项工作。而参与申遗的各地，由政府组团奔赴大会所在城市“考察”，也已成惯例。
然而，地方对申遗如此不遗余力，大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去年底，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就指出，目前在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但是，既然申遗不是通往更为有力地保护人类遗产的道路，既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没有有效转化为一种约束与责任、反倒使大量世遗单位陷入困境，那么申遗的意义何在？
对世遗的破坏，主要来自过度旅游与经济开发。“三江并流”遭遇“黄牌”，就在于遗产地附近的矿产开发，以及水坝、水电站建设可能带来的颠覆性破坏。而丽江古城遭遇的问题是，大量旅游者的到来，使之不堪重负。这意味着，国家不及时采取措施，严格按公约要求对世遗单位进行妥善保护，有的地方借世遗以自肥、置世遗保护责任于不顾的举动，将不可避免地让世遗遭受灭顶之灾。
由此，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国家还有必要建立国家遗产管理局，负责管理与监督国家级自然和文化遗产单位，同时负责申遗工作的计划与运作。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国家遗产管理局应是监督机构，而不能参与“经营”世遗。否则，监督者或将成为“分利者”，甚至成为地方利益部门赎买的对象志在保护，何必申遗？申遗之祸，就始于世遗名单开发利用的“附加价值”。还原申遗本意，请从确立“责任重于荣耀”的文化共识入手。 (《中国青年报》07.02)
导演冯小刚在复旦大学和大学生进行交流时，遭遇了不少尖锐问题。面对学生直言“不喜欢《夜宴》”，他称言论自由，同时进行劝导，认为大家应改掉对中国大片的仇恨心理。
有道是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恩惠”，也不会有四处泛滥无缘无故的“仇恨”。具体到电影与观众而言，观众看电影，估计也不会是为了花钱找罪受，去电影院寻找烦恼与怨恨。不知这“仇”从何来，“恨”自何而生？
不过，在冯小刚导演的眼中，观众对于国产大片的仇恨，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已然成了一种需要疗治的心理疾病。作为泡制国产大片的导演之一，冯导当然可以有他的观点，让观众对国产大片转恨为爱，培养观众认同国产大片的心理基础，也完全符合“王婆卖瓜”的自夸心态。不过，想当然地认为国产大片的美誉度不佳，在国内的观众缘不深，是因为观众的仇恨心理，恐怕并非事实，顶多不过是“以名导之心度观众之腹”罢了。
事实上，观众既与国内导演无仇，更与国产大片无怨，相反，看腻了国外大片的国内观众，倒是巴不得国内电影业早日实现突破性发展，不断推出制作精良、让人喜闻乐见的国产影片。要说国内观众仇恨国产大片，如果不是冤枉好人，至少也属无中生有。而现实的情形却是，国产大片的投资额度尽管不断向国外大片看齐，甚至在影片的表现形式上都与国外大片无限接近了，但是，在过度追求投资额度、片面追求大片效应的过程中，空有绚丽宏大的画面，在故事结构叙事逻辑上漏洞百出，成为国产大片的通病。说电影的本质在国产大片中遭遇忽视，恐怕绝非危言耸听。至于花了大价钱，失望透顶的观众对国产大片颇有微词，恐怕也就自然而然。
国产大片不受待见，恐怕并非冯导认为的“仇恨”心理使然。劝导观众改掉“仇恨”，恐怕并非观众单方面能够做到，国产大片包括它们的导演们，倒更是应当有所反思。
（6.19中国青年报）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现在国学特别热，但是年轻人对国学的概念比较模糊，不太清楚。那么，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 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举个例子，比如齐文化和鲁文化，也不一样。“孝悌忠信”是鲁文化，“礼义廉耻”是齐文化。就是说鲁文化着重讲内心，讲内在的；齐文化讲外在的，约束人的东西多。“孝悌忠信”是个人伦理的修养；“礼义廉耻”就必须用法律来规定，用法律来约束了。鲁国农业发达，鲁国人就很本分地在务农。齐国商业化，因为它靠海，所以姜太公到齐国就以商业来治国。具体的例子，如“刻舟求剑”，这种提法就是沿海文化的。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恐怕就代表鲁文化了。齐鲁文化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鲁文化以外，还有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过去光讲黄河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是不同意的。长江文化、其他地域文化，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
咱们讲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输出的，一个是进来的。敦煌是进来的代表，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文化，都到过敦煌。佛教从国外进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敦煌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的，也有其他文化的，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再往下就没了。
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不是也算国学？当然算，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另外，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我说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
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地融入，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是不对的。(人民日报)
11年前，一部《山城棒棒军》让重庆“棒棒”成为全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词。如今，重庆方言戏走过一条兴衰起伏的道路之后，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从中国热映电影《疯狂的石头》、《门》中主角的重庆话对白，到重庆方言剧和节目的热播，重庆方言逐渐为中国其他城市的人所熟知，也让人领略到重庆方言直爽、幽默的语言风格。
讲述农民工故事的方言剧《山城棒棒军》在1996年一炮而红，剧中两位典型人物“梅老坎”和“毛子”也成为至今受到观众喜爱的方言剧演员。而今，“棒棒军”续集已经开始筹建拍摄。
重庆电视台的方言节目《雾都夜话》用10余年的真实历程证实了方言剧及节目在观众心目中和市场中的重要地位。1994年创办的《雾都夜话》不仅入选中国百佳栏目，而且长期保持了高收视率，甚至还把该节目转化为其他地方方言，在山东、湖南、陕西和湖北等地热播。
《生活麻辣烫》、《龙门阵》、《街坊邻居》、《麻辣冤家》、《歪歌盛典》，重庆方言剧及节目精彩纷呈，还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笑星演员和主持人。幽默的喜剧色彩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是重庆方言剧及节目的最大特色，也是其赢得观众和市场认可的关键因素。
“我到重庆3年了，很喜欢看重庆方言节目，最初是想借此学习重庆话，后来就离不了，因为节目很有意思很搞笑，适合工作之余的娱乐。”到重庆工作的天津人姚治说。他还建议，如果方言节目配上字幕，可以让更多的外地人喜欢上重庆方言节目。
《移民金大花》是重庆方言剧的创新作品典型代表，在一年多时间内演出百余场，20多万人次观看。该方言剧分四幕，叙述了发生在双河镇的三峡移民外迁故事。《移民金大花》入选了全国现代戏展演剧目，在全国巡演。
方言剧及节目的热播也引发了广大民众的自我创作热情，许多人将自己用方言演唱的歌曲送至《歪歌盛典》节目，百余名重庆白领还自编自导“重庆言子网络ＤＶ剧”，并准备在新浪等网站公映。
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孙元明说，重庆方言剧及节目受欢迎，证明了方言的魅力，实际上其他城市的方言节目也有很多都在热播，这是文化地域性的独特风格，也是人们文化需求多元化的表现。
( 06.25 www.ccdy.cn )
有记者对农民的夜生活作了专题采访，发现一到晚上，农村的文化生活特别单调，除看电视外，城郊的农民还可进城看看电影，唱唱歌跳跳舞什么的，其余的除承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习惯外，不是赌博，就是酗酒，再就是串门闲聊。和城里人的夜生活相比，显得乏味，特别是大山区和偏僻地方的农村，人烟稀少，农户分散，连串门交流思想勾通感情的条件都没有。
由此也生出了不少麻烦，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不说，养成的一些陋习也引发了农村种种社会治安问题，如小赌变为大赌，酒后打架斗殴，游手好闲，小偷小摸，东家长西家短带来邻里不和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农家封闭的夜生活干起了非法勾当。近日看到一份资料，西部有些农村地区，属于邪教组织的门徒会活动猖獗。经分析，他们搞串联，搞宣传，搞欺骗，活动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晚上。
农家夜生活的单调、枯燥、空虚带来的负面效应决不能低估。由于部分农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民素质较低，觉悟不高，辨别是非能力差，抵抗能力弱，经不起诱惑，很容易上当受骗，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城市的夜生活，虽然繁华杂乱，但有各种执法机关的监管，健康的因素还是占主流地位。农村的夜生活就不同，山高皇帝远，漫长的黑夜正好给不法分子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黑夜成了滋生邪恶的土壤。
可见，在关心帮助农家的钱袋鼓起来的同时，让农家的夜生活充实起来，健康起来，也是同等重要的事情。用文化滋润农家的夜生活，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陕西延安地区有个村的作法值得借鉴，他们利用乡土文化丰富的条件，成立了不少文化活动小组，如秧歌组，剪纸组，民歌组，书法组等。一到了晚上，你邀上我，我邀上你，到各自的文化活动小组开展活动，呈现出夜不闭户，路无拾遗，歌舞升平的和谐景象。
文化的介入，是农家夜生活的最好营养滋补。各种健康的文化活动，可以消除一天劳作的辛苦，身心得到放松，更重要的是让农民的夜生活丰富多彩，让心灵得到净化，素质得到提高，文明得到普及。这就要看各级党委、政府怎样指导组织了。除了充分发挥乡土文化的作用外，对偏远地区的农村，不但要继续开展好送文化下乡活动，而且在此基础上，要送文化进夜，驻文化到夜，种文化到夜，做到农村的夜文化星光灿烂。
不要忘了，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我们在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不应该遗忘农村夜生活这个角落，在农村的夜生活中种下文化，不仅是填补空白点的问题，而是一个夯实新农村文化基础的大事，是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没有安详宁静和谐之夜，就没有明天的艳阳天。
（06.29文化传播网）
快捷，价廉，美味……80年代后，意译自“Fastfood”的“快餐”一词传入中国。进入读图时代，又一个名词“文化快餐”日渐风靡，其特点是速成、通俗、短期流行——“读图时代”的快餐文化
今年5月份，《新世纪周刊》扩版至160页，成为常态下最厚重的综合新闻周刊。执行总编刘丰在“致读者”栏目中明确表示“进一步增加了图片的比例和分量”“将继续发扬用大量图片报道新闻的风格，让新闻简洁轻松起来”“为读者减轻海量信息带来的心理压力，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
有人曾将致力于为忙人提供讯息的期刊评价为“文化快餐”，在读图时代引领读者进入、享受其带来的独特乐趣。 事实上，翻开当今的出版物，“大量精美图片加文字”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面孔。从摄影到电影、电视出现，20世纪的这些伟大的发明带动了视觉文化的发展，并延伸到阅读中，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的阅读新体验很快为阅读者所接受，继而有了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
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化快餐的显性标志之一，便是图像主导了文化传播。在诸多评论中，“读图时代”与“快餐文化”时常并列出现，甚至将“快餐文化”视作“读图”的一种衍生。
读图时代，图片对文字的诠释作用可以帮助读者加深文字理解和形象记忆，提高阅读的有效性和趣味性。“读图画比读文字快捷，直观，感受直接，还带有视觉上的审美愉悦。这些也都是大众文化的需要。”作家冯骥才曾在《读图时代》一文中写道，“故而，大众文化的盛世，必然读图畅行。”
曾掀起绘本创作风潮的漫画家几米表示，他并不介意自己的作品被界定为文化快餐，“在国外，好的绘本代代相传。如果一张图像够欣赏、够责任，就不仅仅是一张图像。”
美国《棕榈滩邮报》副总编辑、著名图片编辑马克·安德尔森说过：“好的图片能穿透事物的表面现象，把你带到更深的地方去；在情感上更深地打动你，在智力上又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
有人乐观地说，“读图时代”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读书时代”，只是“读”的对象增多了，空间扩大了，视角多变了，速度快捷了。
乱花渐欲迷人眼
然而，扩大的空间和多变的视角，带来的并不全是乐观的结果。“未成年人最爱读图，渐失对文字阅读兴趣，”去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上，主办单位公布的一项“未成年人媒体需求调查”的数据显示，电脑游戏、电视和音像制品成为上海未成年人最喜爱的三种媒体。
全国少工委主任赵勇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信息化带来的是快餐文化，尤其是表现在少年儿童身上的读图时代快餐文化。我们传统当中很多是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值得我们发扬，但这种读图时代、快餐文化把这些东西丢掉了。”
日本传播学者林雄二郎曾在《信息化社会》中提出“电视人”的概念，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在影像和音响的刺激环境中长大注重感觉，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字时代的知识分子执著于思维世界的探求，图像文明中的年轻一代则沉迷于感官刺激。
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书店中传统的经史子集无人问津，但各种“插图本”或对正史、名著的“戏说”、“水煮”系列图书，追捧者众。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洁非曾说，习惯于用直观的方式而不是语言的方式认识事物，从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看是一种倒退。
当艰深晦涩的学问被束之高阁，娱乐却披上文化的外衣登堂入室，为承继经典而默默耕耘的学人被遗忘，戏称庄子为“放浪形骸的阿Q”却被捧为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这样“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的局面，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千树万树梨花开
事实上，“读图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间坐标，见证着多种领域内文化快餐的兴盛。
比如数码摄影的日渐风行。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瑶说：“数码摄影快捷、环保，但是目前来看，画质毕竟不及胶片。另外，也使许多摄影者被‘您只需轻轻一按，其它事交给我们’之类的广告词误导，忽视了照片背后的人文因素。这样拍出的照片往往千篇一律，与批量生产的快餐无异。”
比如“心灵鸡汤”文字的风靡。故事、小小说或智慧化的短文，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娓娓道来，“不求多少底蕴，只求会心一笑。”再以广受欢迎的口袋书为例，一般采用原著的故事框架，挑选最具吸引力的情节编写而成，标注的冷僻字拼音和栩栩如生的插图，取代了原著中文采斐然的词藻和起承转合的章法。
“近几十年来，美术教育的分科教学使‘画人读书论画、注重实践、讲求学养’的传统渐渐消失。”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不久前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将致力于培养“通人”型书画家，他们“重学养、讲品位、艺理兼通的取向，是治疗当今‘快餐文化消费’的良药。”
在“快餐文化消费”的时代，人们不愿去影院观摩一部真正的好片，而是钟情于电视台点评介绍影片梗概的栏目；不愿去音乐厅欣赏一场真正的音乐会，而是把各种获取方便、旋律上口的网络歌曲下载至ＭＰ３，作为打发寂寞的伴侣。
曾有音乐人直言，“形式单一，风格重复”的网络歌曲就像方便面，“吃着味道不错，做着简单快捷，但是吃过了又能给身体留下什么营养呢？又能有多少让人回味的东西呢？”
莫把快餐做正餐
王瑶说，摄影家坚守传统的胶片摄影，并非只是拘泥于拍摄方式，而是坚守胶片摄影中人为因素参与“带来的内涵，思想深度和感情温度。”
借用一句话，“总有一种力量叫我们泪流满面”——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在于大师们没有任何投机取巧之处，他们用最艰苦的努力，展现了人类情感中最有价值的时刻。
著名汉学家、美国乔治敦大学东亚系魏若望教授曾以《于丹〈论语心得〉》为例表示，对孔子理论的解读并不能被认为是孔子理论本身，“研究一种理论我们还是要回到原著本身。”
有人打过比方，对于面黄肌瘦的人或者忙于工作无暇吃饭的富豪，快餐是首选，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吃饱获得能量；同样，对于知识贫乏或者有文化涵养却没有时间读书的人，选择文化快餐也是一个高效务实的做法。但关键的是，快餐虽能快捷地提供卡路里，却不可能替代正餐的营养。
“世上没有哪一种知识不需要经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和实践就可以被掌握，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研习经典的想法都是荒谬的。”以文学作品为例，各种“梗概缩写”“戏说”版本能为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却不复原著令人“口齿噙香”的享受——就像可口的快餐，制作精细又方便果腹，付出的代价却是各种营养成份的流失。
（07.02《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在素有“曲艺之乡”、“魔术之乡”之称，拥有上千家民间表演团体的宝丰县，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多的民间演艺团体发现，靠单打独斗、相互争抢根本不能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只有整合资源、“抱团”打天下，才能闯出市场，将宝丰的品牌越叫越响。
于是，2006年10月，宝丰县演艺集团（公司）正式挂牌运营，成为河南省第一家县级演艺集团（公司）。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由民间演出团体组成一艘“航空母舰”，从演出质量到收入都有了较大提升。据统计，半年多来，该集团公司共演出3.1万场（次），演出收入突破上千万元。
应时而生，演艺集团收编“散兵游勇”
近年来，宝丰县的民间艺术迅猛发展，上千家演出团体，５万余名从艺人员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并走出国门。他们以鲜明的地域特色，浓郁的乡土气息，质朴的艺术情趣，阳刚的舞台气质，活跃了城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了宝丰独有的文化产业和支柱产业，不仅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而且也使“宝丰文化现象”叫响全国。但是，这些演出团体节目水平低劣、营销手段落后、剧目雷同、缺乏创新等问题也在市场中逐渐暴露出来，部分剧团的低俗演出，还严重影响了宝丰演出团体的名声，缩小了演出市场，降低了演出收入。
为了重树品牌，宝丰县提出在上千家团体中挑选部分有实力的团体，进行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策划、统筹演出，组建宝丰演艺集团的新思路。这一想法，得到了省文化厅的高度重视，特批该集团不仅可以组织各类演出活动，同时也可以从事中介服务活动。据演艺集团总经理吴安文介绍，演艺集团属民营单位，实行松散型管理，保证各团体的自主权。但如果团体中有不正当演出发生，集团将报文化部门吊销其演出执照，确保集团的演出质量。
演艺集团一经成立，就受到了众多民间演艺团体的追捧，目前已有300多家团体加入集团。用民间演员的话来说，加入集团就像“土八路”加入了正规军，演出、收入都有了保证。
“抱团”出征，演艺集团一闯天地宽
借助宝丰“曲艺之乡”、“魔术之乡”的金字招牌，演艺集团两个月间就招纳了国内50多名明星大腕签约集团。同时，演艺集团自成立起就频频举办大型活动，他们策划组织的“中国·宝丰第三届魔术文化节”晚会，在央视《曲苑杂坛》栏目开辟的宝丰马街书会专场等，都为打响品牌、树立集团整体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民间团体的演出水平，使其立于不败之地。半年多来，演艺集团邀请了不少国内知名导演、专家到宝丰，与民间魔术师切磋交流，对其节目进行全方位的包装、策划，使宝丰演出团体的节目档次大大提高。
通过整合资源，与外地演出公司签订合同，演艺集团不但巩固了湖南、江西等地的演出市场，还进一步打开了云南、贵州等地的市场，演出邀请函纷至沓来。根据收集的演出动态，演艺集团负责及时向加盟团体通报，实行信息共享，为他们划分线路。一有大型活动，集团还可以从各演出团体调配演出资源，有效提高了演出档次，增加了团体和演员收入。目前，加盟团体的演出收入平均增加１至２倍，最多的每年能赚５００多万元。
乘风破浪， 宝丰品牌叫响神州
加入演艺集团后，个体演员袁国强、何金枝等被安排到上海演出，每月工资都达两三千元；集团下属的天马艺术团，也从过去的四处碰壁，一年到头赚不了几个钱，到现在的合同不断，收入成倍提高。宝丰县丁搏阳摇滚艺术团团长丁发生感慨道：“加入集团后，我们的名气越来越大，经营也越来越轻松。”
演艺集团的成立不仅增强了宝丰演艺团体抵御演出市场风浪的能力，并且以灵活的机制和到位的管理，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大家的欢迎。目前，宝丰演艺集团正在积极组建自己的艺术学校、创作集体。对于未来的发展，吴安文说：“集团将不断创新节目类型、提高节目档次。有一天，我们的节目能走出国门，活跃在国外舞台上，将是最大的成功。” （河南日报）
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结果显示,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123亿元,同比增长17.1%,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3.41%,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这是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结果。
国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继续扩大、效益提高。2006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1132万人,比2004年增加136万人;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比2004年增加1684亿元。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48%,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为4.0%,分别比2004年提高0.16和0.24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45%,比2004年提高0.3个百分点。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中,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和文化艺术服务等“核心层”增加值为2038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42%;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和其他文化服务的“外围层”增加值为874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18%;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等“相关层”增加值为1920亿元,占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40%。相应地,“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的从业人员分别占全部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34%、17%和49%。与2004年相比较,“核心层”占全部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的比重增加了4个多百分点。在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继续扩大的同时,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近几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增加值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为3.45万元、4.02万元和4.52万元,2006年比2004年增加了1.07万元。
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增长势头强劲。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按可比价格,比2005年增长17.1%,在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7%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2006年文化产业的年增长速度高出同期GDP年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也快于同期第三产业年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2006年,文化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41%,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均比上年有所提高,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新型文化消费观念逐渐兴起,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巨大。
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8%,农村为43%,人们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对精神文化有了更高的需求。据统计,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为591.1元,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为305.1元。与2005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加65元,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增加10元。据此估计,国内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量约为5700亿元,比上年增加800亿元,增长18%。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市场主体的数量将会逐步增多、实力也会增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将形成,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贡献和地位不断上升,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会高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成为提供就业机会的国民经济重要行业、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行业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
(06.28光明日报)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通过集合投资筹措资金,以组合投资方式分散投资风险，并赚取利润，具有高风险、高利润、无抵押担保要求、着眼于长期性和未来的特点。而文化投资一般有两大形式：一是产业投资，二是风险投资。所谓产业投资，是指对有市场前景的文化经营项目进行投资，在文化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出售之后，获得投资回报,它看重的是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后产生的利润，是一种基于价值理念的投资，具有长期性。而风险投资与产业投资不同，是对文化企业的盈利和管理能力进行投资,通过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出售股权，或者自行转让股权之后，实现投资的盈利,它看重的是资本的快速扩张和市值的提升。
风险投资为何在近年对文化产业有高度偏好呢？这是因为文化产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同时它又依托人的精神创造力为基础，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近年兴起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更是将创业者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而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方式，改变了以往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劳动雇佣资本的关系，创业者凭借智慧力量寻求与资本的合作。作为典型的以精神创造力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来说，对创新性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行业，面临的风险也要高于其他行业，选择风险投资方式发展文化产业体现了文化与资本共担风险、共同发展的双赢价值诉求。在摩根斯坦利《全球投资报告》中对11种产业中的企业成长为世界级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年限作了统计分析，发现传媒产业所需年限为8年，远远快于医药、日常消费品、银行、电力、能源和建筑等行业。而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来说，8年也许还是一个过长的时间，例如盛大的成长期就远远低于这个时间。
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已经形成了一个由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家、各种中介机构组成的高效运作的市场，文化企业也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善于通过资本市场为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寻找资金的支持，同时也通过投资人的职业眼光检验自己的创新设想，保证创新企业能够比较健康、快速地发展。同时，政府不再参与具体的运作，只是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调控资本市场的发展，规范市场行为。具体而言，美国和英国风险投资介入文化产业的方式存在明显不同。美国主要采用“赤字模式”，即在新产品开发中，风险投资者和制作者分担投资风险，投资者可以获得该产品的使用权，而制作者因承担部分市场风险而享有产品的二级和三级销售权。英国则是“成本附加模式”，即投资者委托制作者制作产品并支付全部费用，并预付利润（10%）作为回报，投资者不仅可以获得初级权利（如节目首播权），还可以获得大部分二级权利（如多次播放、影碟发行权等）。韩国采取的则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就文化产业而言，韩国文化产业的投融资体制从“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开始，这是以动员社会资本为主，共同投融资的运作方式。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融资2073亿韩元，其中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并计划以后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
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有20多年的历史，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7年，大多数人都还不了解风险投资这个概念；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到2000年，随着新浪、搜狐、网易的出现，很多企业开始了解并涉足风险投资；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到2003年，网络经济遭遇低潮，风险投资在全球也包括中国开始变得更为谨慎；第四个阶段是从2004年到现在，首先是美国搜索引擎巨头Google在2004年的成功上市，引发了网络ＩＴ业和风险投资业的又一个全球性热潮。在中国，随着携程网等多家网络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的成功登陆，创业投资在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也步入了一个高潮时期。目前，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已形成年投资额100亿人民币左右的规模。
就文化产业而言，投资者考察目标企业，最主要还是看其是否具有高成长性，其次是退出机制如何。在很多情况下，风险投资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公司是否有机会上市。因此，在中国运作的风险投资不少集中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行业，其次是电影业。这也是中国新媒体行业和电影业国际化水准较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应当看到，与1998、1999年风险投资企业更愿意做前期投资不同的是，2005年以来，70%至80%的风险投资都集中在中后期，希望以此来规避风险。而这将使自主创新面临市场失灵的风险，引入风险投资的初衷也被改变，对成功商业模式跟风式的复制则成了一种典型的发展策略，并且蔓延到整个文化产业。2005年“超级女声”的成功，引发了此后两年全国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狂热追捧，其深层原因也即在此。这是在认识到风险投资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朱春阳/文） （6.22中国文化报）
为鼓励、扶持民营文艺演出团体更快更好地发展，辽宁省文化厅决定开展辽宁省民营演出团体演出展示活动。首场演出——天禾七言女子民族乐团音乐会将于6月20日在辽宁大剧院举行。
据辽宁省文化厅副巡视员郑全志介绍，辽宁目前有各类文艺表演团体464家，其中民营411家,占总数的88.6%；从业人员超过1.5万人，其中民营的有8300余人,占总数的55%；近三年，全省年均演出3.5万余场，其中民营2.4万余场，占68%，民营表演团体在辽宁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举办这次展示活动的目的就是扩大民营表演团体的社会影响，包括有重点地宣传民营表演团体，树立各类民营表演团体的品牌，以此开创辽宁民营表演团体以及演出市场发展的新局面。
辽宁省民营演出团体演出展示活动将不定期开展。首个演出单位天禾七言女子民族乐团成立两年多，已经演出400多场。她们的演出以现代女子乐坊、十六人组合、十二人组合、八人组合等方式和器乐独奏、重奏及声乐、舞蹈等多种节目形式进行，既有传统经典民族音乐，也有现代时尚曲目。
据了解，辽宁为促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包括促进娱乐场所建设，还将于近期开展优秀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推选、表彰活动和辽宁省十大金牌演艺歌厅创建活动。
推进农村电影改革发展，繁荣农村电影放映，是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部署。２００６年是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暨数字化放映试点工作进入实施阶段的关键一年。不少多年看不到电影的乡村重新挂起了银幕！
新格局――电影放映空白区缩小 多元化放映网络形成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一直依靠行政收费和计划分配的农村电影放映模式被打破后，解决农民看电影难便成了不绝于耳的社会呼声和长期困扰各级政府的难题。近年来，广电和文化部门进行了数字化放映、农村电影院线制改革和政府买服务机制的成功探索。广电部门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村流动放映，建成了胶片转数字、压缩打包、卫星传输、地面接收、投影放映一整套数字放映系统，为电影走进居住分散的乡村提供了技术基础。
2006年，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暨数字化放映试点工作在浙江、陕西、广东、河南、江西、湖南、吉林、宁夏８省(区)16个地市启动。这一年，8000余万名农村观众得以观看走进村口的电影。
国家广电总局提出“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思路，以数字化放映为先导，组织股份制的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初步形成了以市级（或省级）电影公司为龙头、各县级电影公司加入、乡镇放映队参加的农村数字电影经营新格局。到2006年底，试点省（区）组建了15家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11条跨省数字电影院线，活跃在各地农村的放映队已有３万余支，全年放映电影422万场，观众超过14亿人次。其中，大部分省区建立了以供片为纽带，集体与个体多元化的放映网络，电影放映空白区缩小，放映覆盖面明显扩大。
新问题――服务体制尚不够健全 市场机制仍需要培育
在初建农村数字电影经营新格局的同时，各种问题也随之暴露：作为农村电影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政府的工作不够到位。过去，政府通过向农民收费来解决电影放映的经费问题，该政策取消后，农村电影公共服务急剧萎缩。目前，虽然有了放映工程的推动与政府补贴，但还有很多地区没有把农村电影公共服务列入当地政府工作的内容。此外，由于农村题材电影数量少，许多放映设备陈旧，使农村电影不仅少而且质量低，缺少吸引力。
从市场培育的角度来看，农村电影市场还不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目前，我国农村电影运营的四类主体各有掣肘之弊：县级电影公司机构臃肿；乡镇文化站由于缺少经费，多已放弃电影放映工作；民营公司也由于资金匮乏而难以持续发展；作为农村电影放映主力的个体放映队，由于效益差，年轻人多已转行。作为农村电影的观众，消费能力弱，从而进一步阻碍着农村电影市场的发展。
新方向――政府扶持是基本保证 市场运作是长效机制
为了鼓励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试点地区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实施细则》等文件，以政策支持的方式放宽了准入条件。此外，政府每场给予100元左右的场次补贴，为农民购买“一村一月一场”的公益服务。
试点地区创新政府购买服务的补贴机制，有效调动了农村电影放映的积极性，激活了农村电影市场。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各院线公司则成为农村电影放映的主力军。《发展报告》以台州市的成功探索为例，指出市场运作是农村电影发展的规律与方向。台州市电影公司与各县（市、区）电影公司共同组建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在完成公益电影下乡任务同时，积极拓展农村电影放映市场和广告市场，逐步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赞助、广告经营、有偿服务等多种机制，培育了良好的市场。
今年５月底举行的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指出，今后３年我国将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优质、快捷、方便的电影数字化放映，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数字电影服务体系，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建制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益服务目标。 （06.28人民日报）
“小百花”歌舞团的前身是一支秧歌队，平日组织松散，时聚时散，除了在节假日活跃一下气氛外，活动并不多。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愈来愈强，秧歌队这样的文艺团体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鉴于此，2003年6月，迴坡村的文艺骨干聚合起来，成立了北流民乐镇迴坡村“小百花”歌舞团。
起初，“小百花”没有设备，也没有服装、道具、音响，要演出，只有从团长余育军家里搬来设备。民乐镇是北流市经济发展较好的镇，这些年的生态家园建设，使许多村走上了富裕路，迴坡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正是村民的生活富裕了，大家才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来组建这个“小百花”歌舞团。既然歌舞艺术是全体成员的共同爱好，为什么不能大家出钱，以入股的形式为歌舞团筹集发展经费呢？团长余育军向两个副团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大伙儿的热烈响应。
说干就干。“小百花”歌舞团很快出台了管理条例，在条例中明确了入股办法，并选出了“领导”，由北流高中艺术科的退休教师余湘担纲导演。团里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奖惩制度，加强排演纪律，规定排演时间，并定期召开表彰和总结会。
实施股份制后，全体成员都成了歌舞团的主人，大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团里利用筹集来的股金购买了服装、道具、灯光、布景、音响，“鸟枪换炮”后的“小百花”很快就“火”了起来。许多镇、村、街道、单位乃至周边县市都邀请他们去演出，各地举办的文化节、升学、结婚、“圆灯”、生日、乔迁等活动也都争相请他们去助兴。2005年，“小百花”接了100多场演出邀请，每场演出费300至400元，光大年初一就挣了5000多元。入股的股金很快就还清了，从2005年开始，“小百花”开始年年赢利，年年分红。
为了提高节目质量，“小百花”还请来了专门的艺术编导，自己创作节目和设计服装。团里从全年总收入中拿出10%激励编导创作新节目，50%作为演出支出，10%作为公益金，10%做车费，剩下20%用作股金分红。去年全团演出86场，30多名团员共分到了4万多元红利。
如今，全团共有38名演职人员，年龄在25岁至50岁之间。白天他们和村民一样干活，晚上他们涂上脂粉，换上戏装，就变成了活脱脱的“专业”演员。他们自编自演了大量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节目，像歌舞《迎亲》，舞蹈《愚公移山》、《爷爷奶奶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好运来》，小品《赌博悲歌》、《迷你按摩室》、《争家婆》等，讲述的都是身边人，演绎的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事。导演余湘是个思想活跃、有创新思维的活跃分子，他从北流高中艺术科退休后，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小百花”歌舞团的艺术创作上，几年来，他创作了100多个歌舞和4个小品。他排演的藏族歌舞《雪城踢踏》将藏族民族歌舞与爱尔兰踢踏巧妙结合，传统中透着时尚；他将当地农村的婚嫁风俗通过歌舞《迎亲》表现得妙趣横生；在看完今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绎江南风情的《雨韵》后，他马上移植过来，排演了一个乡村版的《雨韵》，虽然演员都是一群皮肤黝黑、身材不均的农村妇女，但一举一动、一招一式还真有种江南水乡的神韵，该节目获得了玉林市“大地建设杯”第三届文艺比赛暨全区农村欢乐演出年比赛的第一名。
随着演出越来越红火，“小百花”在北流县以及周边乡镇的名气越来越大，来看他们节目的村民络绎不绝，还有许多周边乡镇的村民专门骑着摩托车赶过来。“小百花”歌舞团的“根据地”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广场，舞台就坐落在广场一侧，每天太阳一落山，村民们就早早搬着凳子从家里赶来候场。看到白天一起劳动的伙伴登台演出，村民备感亲切。一位村民说：“他们是农民我们也是农民，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心里特别开心。”由于常年为农民演出，“小百花”的演员们在村民中越来越受欢迎，白天来找他们修车的人多起来了，米粉也好卖了，一些演员还拥有了不少“粉丝”。平时“小百花”演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
(6.30 www.ccdy.cn)
不久之前，上海将2010年世博会会址选在了黄浦江边、上海南浦大桥与杨浦大桥两桥之间。这段黄浦江两岸，有江南造船厂、南市发电厂、上钢三厂……除了太多的历史遗迹，还有更多居民。选择这个地段，据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设计师因此感叹：“太难了，难死了，但充满创造欲望！”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把郊区打造成城市，把乡村变为城镇，已经成为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城市扩张战略，而上海的历史，正源于黄浦江边。在这两个背景下，考察上海世博会会址的选择，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上海的未来和历史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未来上海将在设计师们的规划中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老厂房将被用于世博会的展区，废旧机器则在艺术家的创意中变成了艺术品，这样的处理方式充分体现了设计师的构思——“时间的和谐”。毫无疑问，上海的选择将为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全新的思考。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今天，当中国城市热衷于创造国际化大都市，并简单化地认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就是更新、更大、更空旷，如何为中国城市实现完美的时间的和谐，恐怕是每个城市管理者、规划者正在或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进程中，我们将时间的和谐仅仅看作简单地保护那些孤立的个体，于是乎，我们只需要解决城市的空间问题就好。房子修得漂亮就行了，对当地的市井文化与生活方式可以不闻不顾，这就是为什么各地在旧城保护的时候，大部分走的都是房地产开发的路子。房地产商一次性地把土地拿到手，然后把老百姓全迁走，所谓的保护就是留下一些所谓的有保留价值的房子，其他的房子都拆掉，然后整条街都修成仿古建筑。无一例外地，当我们走进这些建筑，只会感到强烈的不适应感，因为它给人以假象，虽然留下了极个别的古建筑，可是整体感觉没有了，积淀在这里的时间消失了，它被一次性的开发拆光了。
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是一种生命现象，一个伟大的城市一定具有一个自然生长、发育的过程，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有它的发展脉络，每个时间段都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就像老北京，如果你走进一个很深的四合院，你可能是站在一个元大都时代的院子里，地层越往下，时间越久远，如果边上的院子比较高，那么它也许是明清时代被改造了。不同地层的院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瞬间，让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城市变迁的历史。这种发展可能是缓慢的，但却是自然和谐的，而并非人为的一蹴而就。上海这次世博会的选址正是充分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思路——将城市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来发展，实现时间的和谐。
一个和谐的城市，不应该看到的只是整齐划一、崭新然而空洞的新街区，也需要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积累的老建筑，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空间。让人们重新思考城市，梳理城市中现有的遗产，让修补并衔接城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断裂成为可能。
在当前中国城市地毯式的改造中，一个词汇愈来愈执著地冒出来，就是——记忆。这个并不特别的词汇放在城市的变革中便让人们感到异样、另类、不和谐、不解，还让那些恨不得把城市“推倒重来”的人颇为反感。城市难道不是愈新、愈方便、愈现代愈好吗？为什么需要记忆？记忆什么？有什么用？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而把它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吗？
首先说记忆。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便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
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包括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破坏），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做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
但是，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应该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威尼斯宪章》一出来，人们对城市的保护就非常自觉了。保护它，决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便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为了记忆。
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为此，自觉的记忆是现代人类的文明要求与文明行为，而破坏记忆则仍是滞留在一种原始的非理性的惯性中。
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
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衍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这样，城市的保护就决不是简简单单留下几个“风貌建筑”，摆摆样子而已；更不会随手把许多极其珍贵的记忆大片抹去。
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与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对待保留下来的记忆必须尊重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任何随心所欲的涂改都会破坏记忆。就像北京南池子改造中将四合院改为四合楼——记忆已经无复存在。本质上仍是“建设性破坏”。
我们强调保留城市的记忆是保护好城市的历史真实。能够体现真实的只有是实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尊重城市历史，无权对它们任意宰割，把阅历丰厚的城市最终变成亮闪闪又“腹内空空”的暴发户，变为失忆症的患者。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的后代便会在未来的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里，一边茫茫然无所凭借，一边骂我们这一代无知与野蛮。
欧洲新崛起的时事、旅游与时尚综合杂志《单片眼镜》联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推选出了世界20个最宜居住的城市，21日公布了结果。
在排行榜中，慕尼黑名列榜首，亚洲城市中只有东京、京都和新加坡上榜，其中东京名列第4，京都名列第14，新加坡名列第17。
另外，伦敦、纽约、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上海等城市全部落榜，美国位于北美大陆的城市无一入选，只有夏威夷的檀香山入选为第9名。
遴选工作主要是由《单片眼镜》杂志的编采人员负责。该杂志创办人泰勒·布鲁尔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解释说，“最宜居住”的因素，首先考虑的是个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再者是谋生、交通、休闲游乐设施的有无和便利。因此，慕尼黑以其经济蓬勃、四季气候宜人、消闲设施与夜生活舒适等优越条件当选为世界最宜居住城市。东京以其低犯罪率、设计周全的公共交通系统、良好的服务等当选为世界第四宜居城市。
布鲁尔列出当选“世界宜居城市”的11条基本准则:一、须拥有设计良好、有国际长程航班的国际机场；二、低犯罪率；三、国家提供优质的教育；四、高素质的保健医疗服务；五、气候宜人；六、通讯系统良好；七、社会容忍度高，能容忍同性恋、不同种族，并让妇女平等就业；八、凌晨1时仍能买到酒；九、公共交通包括出租车的收费合理且服务佳；十、当地媒体及国际报纸杂志的有无、多寡及其素质；十一、城市规划可让市民接触到大自然，并尽量避免污染和生态破坏。
现代城市通常泛指工业革命以后不断发展的城市，尽管它们的发展走过了不同的轨迹。这类城市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着的，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得以立身并以其作为对象的。对这类城市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城市规划中一些经典理论产生的背景，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特定的理论在特定的国家而不是在另外的国家形成。任何理论（不仅仅只是理论的提出者）都无法逃避掉其所生养的环境，这也是理论是现实的总结或提升的道理所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民意的反映。
分析现代城市的发展，取其最有典型者，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主要的原型：即英国的小城镇发展；欧洲大陆以法国等为代表的大城市发展；美国的郊区化发展。当然，全世界的现代城市发展远不止这三个典型，如还有南美似的发展，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似乎也是难以归类的。另外，即使在以上所提到的原型国家内，也不能忽视掉其他的发展类型或模式，如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等，正所谓是规律总有例外，没有例外也就不成其为规律了。但就它们发展的最为典型的，或者说在这些国家中最具有特色的或许就是这样三种原型。而这三种原型恰好对应了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三个最经典的理论：英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法国勒·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美国赖特的广亩城市。
下面简述三个原型产生的背景：
英国城市：由于受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急剧集中，城市是典型的工业城市，由此带来了极大的问题，通常所说的“城市问题”就是以此为典型的。随着工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对生活环境要求提高，无法忍受城市中的物质与精神的折磨，十九世纪的卫生运动、公园运动以及后来的城市规划也就是这么兴起的。同时，英国人对乡野的偏好既是建基于中世纪传统的,上层社会历来生活于乡村，而且城市中的人大部分来自于乡村，因此在他们文化基因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怀乡病”。由此，乡村被理想化了，透纳的风景画是其典型，“如画的景观”描摹的就是乡村风景，乡村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好去处。但是仅有乡村是不够的，既要有乡村的田野又要有城市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霍华德理论的基础）。而且在文化记忆中，小城镇是浪漫生活不可缺少的，英国浪漫小说大部分描写的就是小城镇的生活，而描写大城市的小说绝对是悲剧性的，如狄更斯。因此，小城镇是最佳的选择。直到现在，英国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那些几万人的小城镇；在原来没有城镇的地方创造小城镇，那就是“新城”。
欧洲城市：尤其是巴黎、维也纳等一直是文化之都，是消费型城市，这些城市始终没有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开始是贵族生活优先，所谓的上流社会、沙龙，需要人际的方便交流，集居生活；此后也是社会中上阶层的生活场址，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如英国或美国那样的郊迁化。现在像传说一样蔓延的巴黎的浪漫，恰恰是基于对上层社会的描述和想象的。尽管法国小说中的许多悲惨故事也发生在大城市，但至少有大量的浪漫故事也发生在大城市，而这是英国小说中难以看到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对这些城市的影响不大，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城市内部被上层社会及为上层社会服务的人口所占据，因此对工业等排挤，而贫困的人口都在外围，因此，工业只能集中在外围寻找发展的空间。这几年所发生的巴黎骚乱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社会地理学。其次，在现代工业大发展时期，由于在这些大城市中已有大量的手工业，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大工业等是外来的，且内在需求不大，因为这些城市的手工业都是奢侈品，而大工业生产的大众产品并不为城市中人所重视，到现在为止，这些城市仍然是奢侈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和销售基地，尽管许多生产内容已经向外转移了。所以，欧洲的城市发展中对城市的社会意义更为强调，柯布西埃尽管不是巴黎人，但从年青时就移居巴黎，对巴黎的生活方式有着深刻的体悟，所以在“明日城市”中处处充填着咖啡馆、剧院等等社交性的设施。尽管在他的方案中也有工业之类的内容，但作为国家的经济核心的工业则是需要安排在如戈涅的工业城中的。工业城的规模却是小的，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在规模上类似，但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戈涅的工业城是在大城市之外建设小城市独立安排工业。即使在小城市，戈涅的城市布局方案在形态上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工业就是在城市之外的。
美国城市：